一下，仿佛那是个陌生人。
这种漠视，比曾经的道德绑架更让傻柱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傻柱本人的境遇，在内退的短期阵痛后，陷入了一种温水煮青蛙般的慢性煎熬。
那点微薄的内退生活费，在物价缓慢攀升的背景下，愈发显得捉襟见肘。
他与何大清的生活降至维持生命体征的最低限度。
何大清的抱怨从激烈转为一种无休止的、磨人的哼哼唧唧，伴随着越来越频繁的咳嗽和病痛呻吟。
傻柱试图再找活计，但年龄和技能所限，只能找到些极其零散、报酬极低的杂活，比如帮附近小饭馆凌晨卸货、清洗油烟机，收入不稳定，且极度消耗体力。
他肉眼可见地消瘦、苍老，眼神中的麻木越来越深，只有在看到院里孩子偶尔扔掉的半块馒头时，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
他不再与易中海有任何交集，与秦淮茹也仅限于极其偶然的点头。
他的世界缩小到自己的小屋、零工地点和附近最便宜的菜市场。
内退并未带来解脱，只是将激烈的外部索取，转化为了自身内部与贫困、疾病、绝望的漫长搏斗，且这场搏斗，他几乎看不到赢的希望。
娄晓娥和那个儿子何晓，已彻底成为记忆中遥远而不真切的碎片。
秦淮茹一家的困境，在失去傻柱那点并不稳定的接济后，进一步深化。
棒梗仍在服刑，像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不断消耗着这个家庭本就稀薄的血气。
槐花打的零工朝不保夕，且常常被克扣工钱。
秦淮茹的缝纫活计越来越难接，老眼昏花，效率低下。
母女俩常常相对无言，在昏暗的灯下，就着咸菜啃冷硬的窝头。
秦淮茹对傻柱，已无怨无恨，只有一种同处深渊的漠然。
偶尔，她会听到何大清屋里传来的咳嗽和傻柱沉闷的叹息，心里会掠过一丝极淡的、物伤其类的悲凉，但随即就被自家更具体的愁苦所淹没。
她的“算计”早已从如何获取帮助，变成了如何让槐花少吃点苦，如何在下个月房租到期前凑够那点微不足道的数目。
她的脸上只剩下一片被生活重压碾磨后的、深刻的木然。
阎埠贵和刘海中，作为院里尚有基本保障的“旁观者”，其“悲惨”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荒漠化与对未来的深度焦虑。
阎埠贵依旧算计，但算计的对象越来越虚无。
拆迁遥遥无期，补偿方案如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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