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
他反复强调：
“试点不怕出问题，就怕藏着掖着不解决。
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全面推广积累经验、摸索办法。”
这种务实、坦诚的态度，逐渐赢得了试点厂大多数干部工人的理解和信任。
然而。
就在三个试点厂的工作在磕磕绊绊中艰难推进，并开始零星显现出一些积极苗头。
如林江厂锅炉煤耗初步下降，平原厂分割车间肉耗率有所降低，滨江厂出口产品合格率提升之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来自更高层面的政策调整风波，差点让整个试点工作天折。
事情起因于当时经济领域一场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大讨论。
有观点认为，对国营企业的管理应该更严格，防止“市场因素”冲击计划。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部里某位领导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
“某些同志”在企业管理中“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盲目模仿国外，脱离国情”。
这话虽然含糊，但矛头隐隐指向了正在试点厂推行的岗位考核奖励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做法。
风声很快传到试点厂和基层。
一些原本就对试点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仿佛拿到了“尚方宝剑”。
开始公开质疑甚至抵制试点工作。
平原厂一位副厂长在厂务会上公然说：
“部里领导都说话了，咱们这么搞，方向对不对？别到时候功劳没有，先犯了错误！”
林江厂试点工作组上报的关于拟对节能显著班组进行奖励的方案，被厂党委压下来迟迟不批。
滨江厂与外商接触、探讨引进小型分割设备的事宜也被迫暂停。
试点工作组的同志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人心浮动。
三个试点厂的进展几乎同时陷入停滞。
消息传到京城，王建国的心情也沉到了谷底。
他意识到，这已不仅仅是具体工作中的困难，而是涉及到改革方向和政治风险的深层问题了。
如果处理不好，不仅试点可能前功尽弃，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也可能受到影响。
关键时刻，陈部长的态度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在得知情况后，陈部长将王建国叫到办公室，关起门来谈了很久。
“建国，压力很大吧？”
陈部长给他倒了杯茶，语气平和。
王建国苦笑一下，坦然道：
“部长，压力确实有。主要是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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