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召大家“鼓足干劲”、“争分夺秒”，甚至在基地门口拉起了“大干快上，誓夺跃进新胜利”的横幅，做出全力以赴的姿态。
他组织技术骨干，集中力量对现有蛋白胨生产线进行一项早就计划但一直未实施的、相对稳妥的工艺优化，以此作为“技术革新”和“增产”的成果上报，虽然增幅有限，远未达到“翻番”，但至少是实打实的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对于那两种新产品，他坚决顶住压力，只批准进行最低限度的文献调研和实验室原理验证，绝不允许任何未经充分论证的放大试验。
他将大部分新增资源（尽管很少）和人力，投入到现有生产的稳定和质量控制上，确保每一批出厂的产品都合格。
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面对部里的催问和不满，不得不一次次在相关的电话会议或简报中，承受“进度迟缓”、“缺乏闯劲”的批评。
终于，在一次部分重点单位跃进情况汇报会上，王建国被点名要求说明“进展缓慢”的原因。
他没有回避，也没有激烈抗辩，而是再次详细汇报了他们在工艺优化上取得的具体进展，以及在新产品攻关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他语气诚恳，姿态放得很低，最后甚至做了“检讨”：
“我们的工作，距离上级的要求和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还有很大差距。主要是我个人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在破除迷信、大胆创新方面做得不够，存在求稳怕乱的思想。我们一定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进一步挖掘潜力，争取早日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番“检讨”，听起来是承认错误，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既承认了“不足”，又坚守了底线，还把“差距”归结于客观困难。
会场里鸦雀无声，一些人表情复杂，一些人低头记录。
主持会议的领导皱了皱眉，但没再深究，只是要求他们“加快步伐”。
会后，王建国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屈辱。
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需要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言不由衷的“检讨”。
但他知道，这是必要的代价。
他用个人的“政治不够积极”的微小污点，暂时换取了基地避免陷入全面浮夸和蛮干的可能。
他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警觉。
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整理所见所闻中那些明显违背科学常识的“卫星”报道，那些因为盲目追求高指标而导致资源浪费、质量下降甚至安全事故的案例。
他把这些材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