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效后再议”。
这种区分，基于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实”与“虚”的判断，这种判断能力，是在无数次实验室验证、车间巡检和报告审阅中沉淀下来的。
然而，在当下某些氛围里，对“虚”的谨慎，有时会被视为“保守”甚至“消极”。
电话铃突然响起，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定了定神，伸手拿起听筒。
是计划司的一位副司长，询问某个联合实验项目的进度，语气客气但带着公事公办的催促。
王建国用平稳的语调汇报了大致情况，强调了几个技术节点存在的客观困难，但保证会按既定方案全力推进。
对方似乎还算满意，又寒暄了几句当前“大干快上”的形势，便挂了电话。
放下听筒，王建国靠回椅背，目光落在对面墙上那幅巨大的地图上。
红色、蓝色的线条与符号，勾勒出山河与资源的分布，也标记着他们这些部门所关注的、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与节点。
陈经纬他们的实验进展如何了？
新的菌株筛选有眉目了吗？
设备改造的方案论证得怎么样了？那些具体的、需要一步步攻克的技术难题，此刻反而让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心。
至少在那里，逻辑是清晰的，成败有迹可循，汗水与智慧，大多能换来可测量的进展。
而在这里，在部委这间安静的办公室里，他需要处理的，往往是逻辑之外的东西，是平衡，是迂回，是在各种力量与诉求的缝隙中，为那些具体的、向前的努力，争取一点点空间和时间。
就像今天在肉联厂，他最终争取到的，也仅仅是一点时间，和一个暂时脆弱的共识。
座钟敲响了四下。
窗外的光线变得更加柔和，将办公室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暖色调。
王建国重新坐直身体，将肉联厂事件的报告草稿挪到面前，铺开一张新的稿纸，拿起了蘸水笔。
笔尖在墨水瓶里蘸了蘸，略一沉吟，开始落笔。
他写得很慢，字斟句酌，既要说明情况，又要把握分寸。
写着写着，肉联厂空地上的风声、工人们杂沓的脚步声、自己当时胸腔里的共鸣，似乎又隐隐在耳畔响起，但都被他强行按压下去，转化为笔下冷静、克制、甚至有些枯燥的文字。
当他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放下笔时，窗外的天色已经有些暗了。
街道上亮起了稀稀落落的灯火。
办公室里的寂静变得更加深邃，只有座钟的滴答声，一如既往，不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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