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很安静，但王建国能感觉到，空气中流动着某种被压抑已久的、即将喷薄的情绪。
他坐在中排靠边的位置，目光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头，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上闪着光，那是一种混合着理想主义和跃跃欲试的神情。
他也看到一些老同志，眉头微蹙，沉默地抽着烟，眼神里是阅历堆积起来的审慎。
动员会结束后，各司局、各单位很快行动起来，纷纷召开座谈会。
王建国所负责的技术司和下属几个重点建设单位也不例外。
作为司里主持工作的老司长长期病休，他无可回避地被推到了前台，需要组织会议，听取意见。
回到指挥部兼司办公室，王建国把自己关在屋里很久。
他点了一支烟，却没有抽几口，任由青烟袅袅上升。他内心很复杂，像搅动了一池原本试图保持平静的深水。
一方面，他并非看不到问题。
这些年，从骨胶、蛋白胨到正在艰难推进的明胶和更前沿的生物制剂探索，一路走来，他身处技术和建设的核心，也身处庞大行政体系的末端与开端。
他真切地感受到，工作中确实存在效率不高、流程繁琐、有时候决策缓慢甚至因领导个人偏好而偏离技术最优解的情况。
他也见过个别从地方或部队转业来的干部，对专业技术一知半解，却习惯于用行政命令代替科学论证，有时不免让人感到“外行领导内行”的掣肘。
他甚至能理解，为什么文件要反对“官僚主义”。
如果“鸣放”真的能切中肯綮地指出这些弊端，推动工作方法的改进，减少不必要的内耗，那对国家的建设事业无疑是有利的。
他内心深处，也渴望一个更高效、更尊重科学规律的工作环境。
但另一方面，两年前“肃反”运动中那根绷紧的弦，从未真正放松。
戴立春事件的阴影，陈经纬、刘德培等人“历史问题”上那悬而未决的“继续考察”，都像暗礁一样提醒着他政治水情的复杂与险恶。
提意见？怎么提？提什么？对谁提？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话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但“言者无罪”的保证，在具体的人事和政治语境中，真的能完全兑现吗？
他想起自己当年在苏联专家面前坚持己见时的艰难，想起为了在“肃反”中保护几个技术人员所承受的压力和那份语焉不详的反馈。
意见一旦出口，就脱离了控制，会被如何记录，如何解读，如何上报，甚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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