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信条里，一切应该按规章、按程序、按“政治正确”的原则来。
王建国这种行为，是破坏规则，是以下犯上，是不可饶恕的！
他将家庭近期承受的压力、自己仕途遭遇的挫折、心理上的恐慌和屈辱，全部归咎于王建国这个“始作俑者”。
在他心里，王建国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不同的同僚，而是一个为了私利不择手段、胆大妄为的“疯子”。
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就再也撕不下来。
他开始在各种可能的场合，用隐晦但足够让明白人听懂的语言，表达对“某些技术干部政治觉悟不高、组织纪律性差、甚至搞非组织活动”的担忧和批评。
他渴望找到王建国的破绽，给予致命一击，洗刷自己受到的“污蔑”。
然而，就在他四处活动、试图反击的时候，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控制，也超出了王建国的预期。
王建国那份匿名的反映材料，如同投入一潭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湖水中的石头。
在更高的层面，关于如何平衡“肃反”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关于如何看待和使用有历史“瑕疵”但确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本就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论。
王建国的材料，以及此前他多次强调保护技术骨干、重视现实贡献的报告，加上戴立春过于激进、甚至可能影响到重点项目建设的做法，恰好为某种调整提供了契机和理由。
更重要的是，戴立春本人及其关联者的历史情况，虽然未必有大问题，但被这样摆上台面后，按照“肃反”运动“人人过关”、“深挖细查”的逻辑，本身就需要一个“说法”。
继续让戴立春以这种高调、严苛的方式去审查别人，就显得有些“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了。
于是，在一次更高级别的内部会议上，有领导提到了“当前运动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要保护建设热情，特别是对于确有贡献的技术业务骨干，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其历史问题，重在现实表现。”
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所指。会议同时决定，对几个反映突出的案例进行“复核”，并“注意听取多方面意见”。
……
风向的微妙变化，很快以组织程序的形式体现出来。
先是部里“肃反”办公室的赵副主任再次来到，这次的态度比上次缓和了许多。
他找到王建国，传达了上面的新精神：
运动要深入，但生产不能停，对于技术骨干的历史问题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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