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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立春的教会学校背景，与海外势力有无更深联系？他的留日经历，在战争期间，有无可能接触到敏感人物或信息？
他在国民政府经济部门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
有无经手可能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务？他解放前夕“投奔”革命的途径和介绍人，是否完全可靠？
最重要的是，他与李启德的关系，是否仅仅限于工作？李启德那位背景复杂的“姨母”，戴立春是否认识？有无往来？
李启德在骨胶事件中试图掩盖问题，是否受到了这位“丈母娘”或其他人（的影响？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可以被放大，每一个都足以引发一场“严肃的、深入的核查”。
戴立春可以用“疑点”带走刘守一，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这些关于戴立春本人的“疑点”，是否也值得组织上“重视”？
王建国没有证据，他也不需要确凿的证据。
他需要的，只是按照戴立春设定的游戏规则，提出“合理的疑问”。
他精心起草了一份材料。
这份材料没有指控，只有“反映情况”和“提请组织注意”。
他特向组织反映，以供组织上在全面了解干部时参考。
材料中，他客观地罗列了打听到的关于戴立春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留日经历、旧政府工作经历等信息，并“顺便”提及了李启德副厂长与一位“社会关系较为复杂”的远亲过往甚密，且该李副厂长曾在工作中有过试图隐瞒问题的行为，不知戴立春同志作为上级领导，对此是否知情，以及戴、李二人除工作关系外，有无其他值得关注的关联。
材料的措辞极其谨慎，引用信息都注明是“听说”、“据传”、“有待核实”，完全模仿了戴立春那份公函的风格——提出疑点，但不做结论，把“深入核查”的责任推给组织。
最后，他恳切地写道：“以上情况，因来源琐碎，未必准确，本不应烦扰组织。唯当前‘肃反’运动深入，要求对干部历史情况严格审查，不留死角。考虑到戴立春同志身居要职，责任重大，任何历史关节的疑点都不应忽视，故冒昧反映。相信组织会本着对干部负责、对革命事业负责的态度，予以必要的核实。”
写完最后一个字，王建国放下笔，感到一阵虚脱，手心全是冷汗。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在玩火，是在用最危险的方式进行反击。
一旦失败，或者被戴立春察觉是他所为，后果不堪设想，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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