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着几本旧日记、一沓发黄的照片、还有一枚已经停走的女士手表。
她拿起那本最旧的日记，翻开第一页。
母亲的字迹娟秀工整，记录的是她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琐事。夏晚星一页一页翻过去，看到的是八十年代末的江城——码头、货轮、还有那些现在已经消失的老街。
翻到中间，她忽然停住。
这一页的日期是19-89年6月15日，只有短短几行字：
“今天处里来了新同事，叫林海生，刚从学校毕业，分到货运处。小伙子挺精神，嘴也甜，见谁都叫老师。处长让我带他熟悉业务，以后就是搭档了。”
夏晚星的手指在“林海生”三个字上轻轻摩挲。
原来，母亲和林海生真的做过同事。而且不只是同事，还是“搭档”。
她继续往下翻。
接下来的几个月，日记里频繁出现林海生的名字：
“7月3日：今天带海生去码头，他学得很快，一看就懂。处长说他是个好苗子，让我多带带。”
“8月21日：海生请我吃饭，说是感谢我这段时间的教导。他这人挺实在，不像是装的。”
“10月9日：今天加班太晚，海生主动送我回家。路上聊了很多，他说他家里条件不好，能走到今天全靠自己努力。我挺佩服他的。”
夏晚星越看越不对劲。
这些日记里，母亲对林海生的态度，从最初的“同事”慢慢变成“朋友”，又慢慢变成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她不敢往下想，但又不得不往下想。
翻到1990年3月，日记忽然变得简短，甚至有些潦草：
“3月12日：今天海生跟我说了一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月15日：三天了，我没去上班。处长打电话来问，我说病了。”
“3月20日：明远来找我。他说他知道了，但他不在乎。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乎。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我哭了很久。”
夏晚星的手开始发抖。
明远——那是她父亲的名字。
她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翻。但接下来的日记，忽然断掉了。从1990年4月开始，整整三个月，没有一篇日记。
再翻到7月，母亲的笔迹变了，变得沉稳，变得冷静，变得像她记忆中那个温柔又坚强的母亲：
“7月8日：今天和明远领了证。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民政局门口拍了张照片。他搂着我的肩膀说：‘晚星他妈，以后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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