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五十，普通监护病房的走廊开始有了人声。
护士交接的脚步声、保洁推车的轮子声、远处电梯“叮”的提示音，像把夜里那种紧绷的静一点点拆开。林昼在病房门口站了会儿，确认父亲的呼吸平稳、输液管路通畅，才把口罩压紧，转身去行政楼。
他没带太多东西：一支笔、一叠空白记录纸、手机里整理好的证据链索引，以及第三方平台那份签章的“调度原因摘要”。
CN延迟劣化Level2，触发回退至APAC。
这句话现在已经不是线索，而是事实。事实的下一步不是重复，而是解释：**Level2的阈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Level2就足以跨区？谁定义了阈值？谁批准了阈值适用于医疗关键系统？**
解释必须落在文件上。
文件必须能追到流程。
流程必须能追到责任。
林昼很清楚，供应商会在“阈值说明”这一步用尽力气。因为阈值是“策略选择”的核心：一旦阈值被证明过于敏感、或被不当调整，所谓“网络波动不可控”的叙事就会塌。塌了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一句话：**你们把跨区回退写进了默认方案，并且把触发条件调得足够容易发生。**
容易发生，意味着可预见。
可预见，就不能再拿“偶发”当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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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整，监管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现场核对会。
参加的人不多：监管两名人员、接收医院法务、原医院采购处一名代表、供应商合规负责人（线上）、供应商技术负责人（线上）、以及第三方平台的协查联系人（线上）。林昼没有被列入参会名单，但接收医院法务允许他在隔壁观察室听实时转述，并把所有要点记录给他——以避免“家属施压”的口实。
观察室的玻璃隔音很好，听不到会议室里的人声。法务把电脑屏幕侧过来，打开实时纪要文档，边听边打字。林昼坐在旁边，笔尖几乎不离纸。他知道，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推进的支点。
会议开始，监管直接把第三方签章文件抛出来：“第三方已确认，19:20通知邮件在CN区域尝试路由失败一次，失败原因是‘LatencyDegradationLevel2’，触发延迟超阈回退至APAC。现在我们要求：请供应商与第三方分别说明Level2的定义与阈值范围、评估周期、触发逻辑，以及该阈值是否经过医疗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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