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赵炮带她来这间小屋，不仅仅是为了让她躲避风雪，更是存了这一层求助的深意。
林海宁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沉默了许久，小屋里只剩下炉火燃烧的“噼啪”声和窗外呼啸的风声。仿佛在做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她终于抬起头，断断续续地开了口，声音细若蚊蝇。
“我……我叫林海宁……我是……从沪市来的知青，今年来的，十七岁。”
“我被分配到红星农场的十一连连队，头几个月还行，就是累。挖渠、抬土、割麦子，一天干十四个钟头，晚上倒头就睡。”
“可后来……连队的老职工老吴不知为何盯上了我。”
她说的老吴，是连队一个四十多岁的老职工，老军垦，单身，有点小权，管着农具库。他看中林海宁年轻，便托指导员说媒。
“指导员就把我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问我：‘小林啊，你觉得老吴同志怎么样？为人老实，工作也扎实。’
我说：‘我不认识他。’
指导员的脸当时就沉下来了，他说：‘两个人处对象，不就认识了？这有啥好想的？老吴可是咱们连队的骨干，根正苗红！’”
林海宁的声音开始颤抖，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压抑的办公室，面对着指导员不容置疑的眼神。
她苦笑：“我才十七岁，连恋爱都没谈过。当初来这当知青，家里也说了，找找关系过几年就把我想办法调回去。我还想回家，想读书，做梦都梦见外滩的钟声……可连队根本没人听我说话。”
从那天起，她的日子变了。
她被调去最远的北坡开荒，每天往返三十里；
水井挑水排她最后一个，常常半夜没水洗脸；
老吴开始“关心”她，送饭、送手套，经常两个人还故意被分在一组；
“每天晚上，开完会，指导员都要单独给我‘上思想教育课’。他不说别的，就一句话：‘小林啊，和老李同志处的怎么样了？组织上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
声音很大，全连队的人都听见了。”
“连里的知青都知道了。有人同情，但没人说话。
谁敢帮？一开口，明天自己就得去喂猪、扫厕所，甚至更糟。”
她说着，手指不自觉地蜷缩起来，仿佛还能感受到那只粗糙的手搭上肩头的触感。
有一次，她独自去河边洗衣服，老吴跟来，借“送工具”为由靠近，猛地抱住她，嘴里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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