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不大，但干净。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对着邻居家的墙，什么都看不见。
她觉得挺好。看不见别人，别人也看不见她。
前三天，她几乎没出门。伤口在愈合，痒得难受，但总比疼好。她坐在床上，看土耳奇的电视节目，一句都听不懂，就看画面。
第四天，她出门买了些日用品。第五天，她换了药。第六天，她开始考虑下一步，是继续往东走，还是就在这里待着。
娜塔莎是在第七天晚上意识到不对劲的。
倒不是发现了什么具体的破绽。这七天她没住酒店，全用现金，没留任何身份信息。
没用原来的手机和电脑，只买了个最便宜的手机配上本地卡，电话卡用一次扔一次。每天出门戴头巾，裹得像个本地老太太，路线随机，从不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一小时。
按理说，她应该是隐形的。
但第七天晚上，她坐在加拉塔大桥底下的茶馆里，喝第三杯红茶的时候，忽然觉得后脖颈发凉。
不是直觉。是本能。
她放下茶杯，借着喝茶的动作，用余光扫了一圈。
茶馆不大，十来张桌子，坐着的都是本地老头，抽水烟，下棋，看球赛。门口蹲着一只猫，灰白色，舔爪子。一切正常。
但她知道不对。
她站起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余光里瞥见一件事——
角落那桌的老头，手里的水烟管停了。不是拿在手里，是搁在桌上。这个动作太细，但娜塔莎看见了。
她没回头，继续往外走。
出了门，右拐，钻进巷子。
走了三十米，她开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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