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里点着几盏油灯，灯光昏暗，照着墙上那些褪了色的壁画——画的都是城隍爷审案的故事，阎王小鬼、刀山油锅，在摇晃的灯火里显得有些瘆人。几个连长正围着供桌研究地图，见他进来，纷纷让开位置。
“老周去江门侦查了。”沈砚之走到供桌前，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的叙永和江门，“今晚让弟兄们饱餐一顿，把剩下的猪肉都炖了。明天天亮之前，按计划把城里的老百姓全部转移到山里去——派两个排协助，腿脚不便的老人用担架抬，一个都不能落下。”
“旅长，”一连连长老郑开了口。他是从山海关一路跟过来的老弟兄，左脸有一道从眉骨拉到下颌的刀疤，说话的时候疤痕会跟着抖动，“打完这一仗，咱们是不是就能歇一歇了？”
沈砚之看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歇一歇。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容易，可他说了不算。从宣统三年到民国五年，从山海关到川南，他打了整整五年的仗。五年里他见过太多死人了——有被子弹打穿脑袋的，有被炮弹炸成碎块的，有在战壕里冻死的，有在行军路上饿死的。每一次打完仗他都在想，这会不会是最后一仗？每一次他都错了。
“等蔡将军病好了，”他最终说，“等打完了这一仗，咱们回叙永，我请你们喝叙永的桂花酒。”
众人笑了。他们都知道蔡将军的病很难好了，也都知道这一仗打完之后还有下一仗。但他们还是笑了——因为在这座漏雨的破庙里，在这群被雨淋得透湿的人中间，能有一个念想，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夜里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露出一小片灰蓝色的天光，像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沈砚之坐在城隍庙前的台阶上，借着天光检查他的手枪。这是当年蔡锷送他的德造驳壳枪，枪身上刻着一行小字——“锷赠砚之，民国二年”。民国二年，那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流亡日本，在东京郊外的一间小旅馆里第一次见到了蔡锷。那时候蔡锷还没得喉疾，声音洪亮，目光如炬，拍着他的肩膀说：“砚之，中国不会亡，就因为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五年过去了。蔡锷躺在病榻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而他沈砚之坐在这座漏雨的破庙前，等着明天的一场硬仗。
“旅长。”身后传来孙德胜的声音，“老郑让我问您，明天打完仗，杀猪的猪下水能不能留一副？他说想在叙永开个卤煮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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