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染得斑斑点点。唐继尧住在隔壁院子里，每天清早来敲门，跟蔡锷商量军政大事，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争完了又一起蹲在廊下吃米线。沈砚之曾经羡慕过那样的关系——那是两个革命者之间最纯粹的情谊，没有算计，没有猜忌，只有对共和理想的共同信仰。
后来蔡锷被袁世凯调去了北京，唐继尧坐上了云南都督的位置。再后来，袁世凯称帝，蔡锷从北京逃回来，在昆明举起了护国军的旗帜。唐继尧也举了，但他举的是另一面——他宣布云南独立，自己当“云南王”，护国军借他的地盘出发，每借一天，都是人情。
现在蔡锷死了。唐继尧的朱漆大门上还挂着蔡锷的题字，但门里的人，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人了。
“沈兄——”
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从里院传来，把沈砚之从回忆里拉回来。唐继尧亲自出来了。他穿着一身剪裁考究的藏青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脸上带着那种经过精心调配的笑容——三分热情，三分矜持，三分恰到好处的歉意，还有一分让人捉摸不透的疏离。
“哎呀，让你久等了，底下的人不会办事，怎么不早点通报？”唐继尧大步走过来，双手握住沈砚之的手，用力摇了摇，力度掌握得炉火纯青——显得热情，又不失分寸，“来来来，里面坐。”
沈砚之跟着他穿过三重院落，走进了那间宽大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陈设比蔡锷时代气派多了——红木办公桌，皮面转椅，墙上挂着大幅的云南全省地图，地图旁边是一幅唐继尧自己的戎装半身照，照片里他骑着一匹白马，腰挎军刀，英姿勃发。蔡锷当年的办公桌还在角落里摆着，已经改成了茶几，上面堆着几份报纸和一只青瓷烟灰缸。
“砚之兄，川南这一仗，打得苦啊。”唐继尧亲自给沈砚之斟了一杯茶，用的是上好的普洱，汤色红浓如琥珀，“我在昆明天天看战报，看到棉花坡的伤亡数字，那一夜没睡着。蔡将军走了，你一个人扛着，不容易。”
“都督记得棉花坡，那就好。”沈砚之接过茶杯，没有喝，放在桌上，“我在棉花坡打光了半个旅。阵亡将士的名单，我一笔一划写了三天，一共一千三百八十二个名字。这次来，就是想当面跟都督商量一下——这些人的抚恤金，还有剩下弟兄们的去处。”
唐继尧的笑容没有变，但他端茶的手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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