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的每一个错误、每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每一个对不起的人，都写下来，不给任何借口，不粉饰，不推脱。他把他自己摆在了代价清单的最后一行。
“沈先生。”方遇安把宣纸小心地卷起来，用一根细麻绳系好，“您写的这些——”
“怎么？”
“会有人看吗？”
沈砚之站起来，走到书架的角落里，从一个旧铁盒子里拿出一沓信纸，厚厚一叠，都是他这些年来写的手稿。有关于战术的，关于侦察的，关于策反的，关于如何在敌后建立情报网的。每一份都像今天这份一样，用工楷誊抄，没有名字只有经验。“我写了八年，写了这么一沓。从来没有送出去过，因为以前没有地方送——没有后方，没有组织，没有一个稳定的渠道能把它们保存下来。现在有了。顾恒舟说他在天津法租界租了一间屋子，专门存放革命文献。我听到这个消息那天晚上喝了半斤酒，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这些年写的东西终于有地方放了，就算我明天死了，它们也会活下去。”
方遇安忽然觉得自己不能在这个房间里再多待哪怕一秒钟，因为他怕自己会哭出来。他啪地立正站好，把卷好的宣纸塞进怀里，转身推开门。大雪扑面而来，冰凉的雪花打在他滚烫的脸上，他深吸了一口冷气，大步走进雪夜。
书房里只剩下沈砚之和那盏煤油灯。他把剩下的宣纸收好，砚台洗净，毛笔挂回笔架。然后他走到院子里，雪已经没过了脚踝。他蹲在老枣树下，用手拂去一块石凳上的雪，坐下来，从怀里摸出程振邦留给他的那个铁质酒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酒还是那么烈，烈得他眯起了眼睛。
他想起山海关的城墙，城墙上的砖缝里长满了青苔。每到春天，青苔会开出一种极小的、米粒大小的白花，母亲说那叫“关山雪”，只开在山海关的城墙上，别处没有。沈砚之后来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确实再也没有见过那种花，他一直怀疑那是母亲编的。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此刻，在北京城腊月的大雪里，他忽然觉得那些白色的小花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他笔下的文字，变成了方遇安怀里的宣纸卷，变成了马老六在雪地里留下的那一串脚印，变成了陶文锦在机要室里屏住呼吸抄写文件时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每一个在黑暗中做了一件小事的人，都是一朵关山雪。花很轻，雪很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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