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被冻得通红，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上蒙了一层雾气。
沈砚之认得他。姓林，叫林蔚然，是第三混成旅的文书，北平师范学堂毕业的，入伍还不到一年。二次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投了革命军，被分到旅部当文书。沈砚之和他说过几次话，觉得这个年轻人书生气重了些，但脑子好使，写文章也快。
“什么事？”
林蔚然从怀里掏出一卷纸，递过来。“我写了一份告民众书，想请您看看。如果合适的话，等咱们到了宽城，可以印出来张贴。”
沈砚之接过来，展开。纸上的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像是刻出来的一样。
告民众书写的是革命军北上的宗旨，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背叛共和，革命军此次出关不是逃跑，是战略转移，是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等待时机再举义旗。文章写得文采斐然，引经据典，从孟子说到卢梭，从华盛顿说到孙中山。
沈砚之看完，沉默了一会儿。
“林蔚然，”他说，“你知道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吗？”
“四百三十七人。”林蔚然答得很快。
“多少条枪？”
“步枪三百一十二支，手枪二十六支，机枪一挺。”
“多少发子弹？”
林蔚然犹豫了一下。“步枪弹……大约七千发。”
“七千发，”沈砚之说，“平均每人不到二十发。够打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不够打一场真正的仗。”
他把告民众书还给林蔚然。“你写的东西很好，但现在不是贴告示的时候。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这四百三十七个人活着走到宽城。到了宽城，有饭吃，有地方住，有子弹补充，再谈告民众书的事。”
林蔚然接过纸，脸上的表情有些讪讪的。“沈参谋长，我不是不切实际。我只是觉得——咱们不能光是跑。得让老百姓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跑。不然的话，跟那些溃败的军阀部队有什么区别？”
沈砚之看了他一眼。这个年轻人的眼睛很亮，亮得有些刺眼，像是一面刚擦干净的镜子，还没有被硝烟和尘土蒙蔽过。
“你说得对，”沈砚之说，“咱们不是军阀部队。咱们跟他们的区别，不在于贴不贴告示，在于咱们心里装着什么。你心里装着共和，装着四万万人的福祉，你就是革命军。你心里装着地盘、装着枪杆子、装着升官发财，你就是军阀。贴多少告示都改不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林蔚然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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