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说，城内粮草最多还能支撑五日，守军已生倦意，只要清军猛攻，必有人开城献降。
老头受不住刑，全招了。他说自己是奉天将军赵尔巽安插的暗桩，在山海关潜伏了十二年。这十二年间，他往关外送过十七次情报，有清军布防的，有粮草储备的，甚至还有沈砚之父亲沈怀瑾当年暗中资助革命党的证据。
沈砚之亲手砍了那老头的头。血溅了满脸，热得发烫。但他心里却一片冰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都能是暗桩，那这关城里，还有多少双眼睛在暗处盯着？
“内奸不止他一个。”程振邦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沉声道，“我查过了，守西门的把总刘三，最近手头阔绰得很，在‘春香楼’一掷千金。还有粮台的司库老周，他小儿子上个月突然定了亲，聘礼是二百两雪花银——他一年俸禄才多少？”
“名单都记下了？”沈砚之问。
“记下了。”程振邦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用蝇头小楷写了七八个名字，后面还标注了可疑之处，“一共九个人，三个是军官，六个是文吏。按律，通敌者当斩。可要是现在动手抓人，只怕打草惊蛇。”
沈砚之接过名单，就着月光看。纸上的字迹工整清晰，但他看着看着，眼前却浮现出另一张脸——是他父亲沈怀瑾。光绪三十四年，也是这样一个雪夜，父亲把他叫到书房，从暗格里取出一本《革命军》，一字一句地教他读：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那年他十六岁。父亲说这些话时，眼睛里有一种光，像暗夜里的火把。一年后，父亲因“煽动革命”的罪名被清廷处斩，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三日。母亲去收尸，回来后一病不起，半个月后就跟着去了。
那之后，沈砚之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道，你不反，就是个死。
“不能抓。”他把名单折好，塞回程振邦手里，“但也不能留。”
程振邦皱眉：“不抓不留，那怎么办？”
沈砚之转过身，望向关内。月光下的关城，屋舍鳞次栉比，大多数窗户都黑着，只有零星几处还亮着灯。那是百姓的家，是父母妻儿围炉夜话的温暖所在。可这温暖之下，藏着多少算计，多少杀机？
“让他们自己跳出来。”沈砚之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传令下去，就说粮草只够三日，我已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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