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的晨光中亮着，像一个站在水天交界处的老人举着一盏灯，安安静静地等了你两年多。
程振邦也看见了。他没说话，只是狠狠地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沈砚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十几个从长崎带回来的老弟兄，他们都站到甲板上来了，衣衫破旧，面黄肌瘦，有的人连鞋底都磨穿了用麻绳绑在脚上，眼睛望着前面那片越来越清晰的海岸线，目光里有一种沉默无声的坚定。
“同志们。”沈砚之的声音不高，但海风正好停了，他的话落在寂静的空气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用手指着前方那片越来越近的土地，“咱们回来了。回去之后，有人会倒，有人会怕，有人会叛，但咱们不骂他们——他们只是想活。咱们跟他们不一样，咱们在这儿过了两年多，要是只想活着，留在长崎开家面馆也能活。可咱们的家国在那边，咱们走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他没说完，轮船已经拉响了汽笛，长长的笛声在晨光里回荡，把他的话淹没在汽笛的呜咽里。但没有人需要听完。船上的十几个老兄弟同时朝他立正，他们穿的不是军装——有人穿着在日本打工穿的粗布短褂，有人穿着在码头干苦力磨出两个窟窿的旧皮鞋，有人只有一条从孙先生处领到的围巾还算体面——但立正的动作是齐的，脚跟并拢的声音在甲板上响成一声。
下午三点，船靠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码头上的景象比沈砚之记忆中更乱更挤——挑夫扛着货物在人群中穿梭，人力车夫扯着嗓子喊“让一让”，小贩举着竹竿叫卖香烟和瓜子，几个穿黑褂子的巡捕在人群中推推搡搡，远处还有一个说书先生在茶棚底下拍着惊堂木讲《三国》，说的正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那一段。沈砚之踏上码头石阶的那一刻，膝盖微微弯了一下，像是在船上漂了太久，身体已经不习惯踩在不会摇晃的地面上。他弯下腰，伸手摸了摸码头石阶缝里长出的一丛青草，站起来，把行李甩上肩膀，对程振邦说了一句：“人回来了，山河还在。”
接头的人还没到。沈砚之正要让队伍散开先各自找地方避避风头，一个报童从他身边跑过去，举着一份当天的《申报》，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喊：“号外号外！云南护国军攻克叙府！北洋军大败！号外号外！”他叫住报童，翻了翻报纸，头版上赫然印着蔡锷的通电全文，电文末尾四字是“护国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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