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底下，他嗅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腐朽气息。
江边停着几艘军舰，桅杆上挂着五色旗——袁世凯政府的旗帜。岸上有巡警在巡逻，腰间别着枪，眼神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下船的旅客。
“不要紧张。”沈砚之低声对程振邦说，“我们的证件是东京那边做的，应该没问题。”
程振邦点了点头，将手里的行李袋换了个姿势，挡住了腰间那把手枪的轮廓。
四人混在旅客中下了船，经过海关检查口时，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巡警拦住了他们。
“证件。”
沈砚之将提前准备好的证件递过去。证件上写的名字是“王德明”，职业是“商人”，籍贯是“浙江宁波”。照片是他本人的，但经过特殊处理，眉眼之间做了细微的修改，不仔细看认不出来。
巡警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又抬头看了看沈砚之的脸。
“你是做哪行生意的？”
“丝绸。”沈砚之的回答简洁而自然，“杭州那边的货，运到上海来卖。”
巡警又看了他几秒钟，将证件还给了他。
“走吧。”
四人快步走出码头，在路边拦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去哪里，沈砚之说了一个地址——法租界的一间小旅馆，是黄兴告诉他的，那里是革命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车子在法租界的街道上穿行。这里的氛围和公共租界完全不同，街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路上的行人穿着也更体面一些。巡捕房里走出来的是安南巡捕，戴着标志性的白色头盔。
到了旅馆，沈砚之开了两个房间。他和程振邦一间，沈若薇单独一间。
安顿下来之后，程振邦问他：“下一步怎么走？”
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街道。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在路灯下吆喝，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从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一个乞丐蜷缩在墙角，身上盖着一张破报纸。
“先找到联络人。”沈砚之说，“孙先生说国内已经布置好了，会有人来找我们。”
“什么时候？”
“不知道。可能在今天，可能在明天，可能在一个月后。”沈砚之转过身，“在这之前，我们哪儿也不去，谁也不见。”
他们在旅馆里等了三天。
三天里，沈砚之几乎没有出过房间。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报纸。上海的报纸比长崎的丰富得多，有《申报》《新闻报》《时报》，还有几份英文报纸。他逐字逐句地读，从字里行间分析国内的局势。
袁世凯的势力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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