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是去打仗的，是去点火的。关外清军越乱，关内压力就越小。咱们需要时间——时间整训部队，时间等南方援军，时间让这火烧得更旺些。”
“那万一滦州的清军真打过来……”
“打过来就打。”沈砚之看向关城内陆续醒来的街巷，炊烟正从百姓家的烟囱里袅袅升起，“咱们有城可守，有百姓支持，有两千多条不怕死的汉子。守一天，北方的天就亮一分；守十天，全中国都会知道，山海关红旗不倒。”
程振邦胸中一股热流涌起，他挺直腰板，敬了个军礼：“属下明白了！我这就去挑人！”
“等等。”沈砚之叫住他，从腰间解下自己的佩刀——那是他父亲留下的，刀鞘已经磨损，刀柄缠的牛皮绳都换了三次，“这个你带上。万一……万一事不可为，别硬拼，带着弟兄们回来。山海关可以丢，但这些火种不能灭。”
程振邦双手接过刀，喉头动了动，最终只是重重点头，转身大步离去。
沈砚之独自站在晨光里。关城开始苏醒了，义军的号角声在城墙各处响起，那是晨练的号令。街上有胆大的百姓推开房门，探头探脑地朝外看，看见巡逻的义军士兵，又赶紧缩回去。但已经有老者颤巍巍地端出热水，递给守夜的哨兵。
一切才刚刚开始。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眼神——不是悲愤，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清明。老将军说：“砚之，这世道要变了。可变的代价，是血，很多很多的血。你怕么？”
那年他十八岁，跪在病榻前，咬着牙说：“不怕。”
“好。”父亲枯瘦的手握住他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那就替爹看着，看这破烂江山，到底能变成什么模样。”
脚步声打断了回忆。一个年轻的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跑来：“司令！南、南门来了好多人，说是昌黎、抚宁的民团，领头的是个秀才，说要见您！”
沈砚之精神一振：“多少人？”
“黑压压一片，少说五六百！都带着家伙，土枪大刀都有！”
“走！”沈砚之整了整军装——这身衣服还是父亲的旧军服，改小了些，穿在他身上仍略显宽大。但当他大步走向南门时，晨曦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南门外果然聚满了人。大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手里的武器五花八门：猎户用的土铳，锈迹斑斑的大刀，甚至还有锄头、铁锨。但他们的眼睛是亮的，齐刷刷看向从城门里走出的沈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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