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低沉而缓慢，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拆开一个打满了死结的包裹，“每次写了就揉掉扔进废纸篓，保洁阿姨会定时收走。我不知道她捡起来了，更不知道她保留了这么久。”
“所以你承认了，”林微言说，“五年里你每一天都在想我。”
这句话不是一个问句。她的语气平稳而笃定，像是古籍修复师用手指抚过一页被虫蛀过的旧纸，精准地找到了那个破损的边缘，然后轻轻按住，不再让它继续撕裂。
沈砚舟看着她。路灯的光在他的眼睛里碎成了细密的星芒，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像是在咽下什么很苦的东西。
“不是五年里每一天都在想你。”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被远处奶茶店的喧闹声盖住，“是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想，但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脑子。开庭的时候想，写法律意见书的时候想，半夜胃痛到蜷在沙发上动不了的时候也想。想你现在在做什么，想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想你会不会已经遇到了比我更好的人。想得多了就会拿起手机打一行字，打完又删掉。因为我不配。”
林微言的手指收紧了。纸袋被她攥得发出窸窣的声响，桂花的香气从袋口溢出来，裹着夜风飘散在两个人之间。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个在法庭上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这个被顾氏算计了五年却没有低过一次头的人，这个在病历纸上写下“我连她怎么出门都还记得”之后又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的人。他现在站在她面前，用最笨拙的方式承认了五年来所有的思念和愧疚，然后给自己下了一个判词——不配。
“所以你觉得你不配联系我，不配回来看我，不配站在我家楼下敲我的门——你只配站在树底下数陈叔家的猫换了多少种睡姿。”林微言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说不清是心疼还是无奈的复杂情绪，“沈砚舟，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在档案馆看着你那七页病历的时候，最难过的是什么吗？”
沈砚舟没有说话。
“不是你的胃出血，不是你吃抗焦虑的药，不是你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她的眼眶红了，但声音依旧稳得像一根绷紧的丝线，“最难过的，是你一个人扛了所有的事。父亲病危、债务缠身、卖身契一样的协议、五年的软禁——你一个字都没有跟我说。你说我们不合适，然后把我推开，自己一个人走进了那个坑里。你甚至没有问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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