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社交场合。”
林微言的呼吸屏住了。
“这是顾氏的要求，或者说，是我父亲的要求。”顾晓曼的语气里有一丝淡淡的嘲讽，“他觉得，一个有‘稳定感情状况’的年轻律师，比单身汉更值得信任，也更方便融入某些圈子。很荒谬，对吧？但那个年代，很多老一辈的企业家就是这种思维。”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像是在整理思绪：
“沈砚舟当时拒绝了。他说他有女朋友，不可能答应这个条件。我父亲给他的最后期限是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里，沈砚舟试遍了所有办法——借钱、贷款、甚至想去卖肾。但都没用。他父亲的病情在恶化，每天的费用像流水一样。”
顾晓曼放下茶杯，瓷器碰触桌面，发出清脆的声响：
“第七天晚上，他来找我。那天雨很大，他浑身湿透，站在我家门口，跟我说：‘我答应。’”
林微言闭上了眼睛。
她仿佛看见五年前那个雨夜，沈砚舟站在别人家门口，浑身湿透，眼里一片死寂。那是她从未见过的沈砚舟——那个骄傲的、从不低头的沈砚舟。
“他当时提了两个条件。”顾晓曼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第一，合作期限从五年缩短到三年。第二，他必须以最决绝的方式和你分手，不能让你对他有任何留恋。”
林微言猛地睁开眼睛。
顾晓曼迎着她的目光，点了点头：“是的，他要求的。他说，如果他必须扮演这个角色，那他至少要保证，你不会被卷进来，不会因为他而受伤，更不会等他。”
“所以他选择了最残忍的方式。”林微言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却带着沉甸甸的重量，“当着我的面，承认和你的‘关系’，然后让我滚。”
“那不是承认。”顾晓曼纠正她，“那是表演。一场演给我父亲、演给所有人看，也演给你看的戏。”
她重新靠回椅背，目光望向窗外，声音里第一次有了情绪的波动：
“林小姐，你知道那三年他是怎么过的吗？白天在律所工作到凌晨，处理堆积如山的跨国案件；晚上去医院陪护父亲，经常趴在病床边就睡着了；周末还要陪我出席各种无聊的宴会，扮演一个‘体贴的男友’。他像一根绷到极致的弦，我一度以为他会垮掉。”
“但他撑下来了。三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合作结束那天，他把我父亲签字的解约协议拍在我桌上，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两清了。’”
顾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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