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过后，院子里的老槐树开始落叶了。
起初只是三两片，黄绿相间，轻飘飘地落在青石板上。阿黄趴在藤椅旁边，看着那些叶子从枝头旋下来，在空中打个转，最后无声无息地贴在地面上。它不太喜欢这个季节。天气一天比一天凉，老李咳嗽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屋子里那股消毒水的气味也一天比一天浓。
那天下午，老李难得没有坐在藤椅上打盹。他从五斗柜的抽屉里翻出一个旧铁盒，打开盖子，里面是一副老花镜和一本边角起毛的相册。相册的封面是暗红色的，烫金的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边角用透明胶带贴了好几层。老李把相册放在膝盖上，架起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
阿黄把脑袋凑过去，闻到一股陈年纸张混着霉味的气息。
“这是你妈。”老李指着一张黑白照片，指尖点在照片上那个梳麻花辫的女人脸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这是她二十二岁的时候，在纺织厂门口照的。那天她刚评上先进工作者，高兴得跟什么似的，非拉着我去照相馆。我说照什么相啊，浪费钱。她说不，就要照，要留着以后给孙子看。”
他顿了顿，声音轻下去：“后来也没有孙子。”
阿黄听不懂这些，但它看到老李的眼眶红了。它把下巴搁在老李的膝盖上，安静地望着他。老李低头看了它一眼，伸手摸了摸它的耳朵，又翻了一页。这一页的照片是彩色的，颜色已经泛黄，边角有受潮的水渍。照片里一个女人站在护城河边的柳树下，撑着一把红伞，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这张你见过的。”老李说，“那年春天，柳絮飘得跟下雪似的。她非要打伞，说柳絮钻进脖子里痒。我说你矫情，她拿伞尖戳我。”
他说着说着自己笑了一声，笑完又开始咳。这回咳得不太厉害，用拳头抵着嘴唇闷了几下就停了。阿黄还是紧张地站了起来，用鼻子碰了碰他垂在膝边的手。老李摆摆手，示意没事，又把相册往后翻了几页。后面几页没有照片，只夹着几张泛黄的纸片：一张粮票，一张布票，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信纸。老李把信纸抽出来，展开。纸已经薄得透光，折痕处几乎要裂开了，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铅笔字，字迹娟秀。
“这是她回娘家的时候给我写的信。”老李把信纸凑到眼前，眯着眼看了很久，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像是在默念那些字。念到一半，他停下来，摘下老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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