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大概二十秒，放下培养皿，说了一句话。
“你这个酶，底物谱太窄。葡萄糖转化率高，但换成木糖就掉到百分之三十以下。工业化应用的话，原料成本压不下来。”
徐明德的笔掉了。不是没拿稳，是手指忽然失去了力气。他在中科院做博士后的时候，导师花了三个月才指出这个问题。眼前这个被他当成愣头青的年轻人，看了眼培养皿就说了出来。他愣怔地看了毕克定三秒，声音都不太稳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毕克定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一个页面递过去。徐明德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手指开始发抖。那不是手机在抖，是他的手在抖，从指尖一直颤到手腕。屏幕上显示的是一家国际顶级生物酶制剂公司的专利布局图，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注着他们最近申请的几项核心专利——和徐明德正在攻坚的方向几乎完全重合，就像两个人对着同一把锁配钥匙，而对方的钥匙已经插进锁孔里转了一半。
“这不是商业情报，”毕克定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稳，稳到在这个堆满泡面箱和拼凑仪器的破旧实验室里显得格外突兀，“这是卷轴给我的风险预警。它告诉我，三个月后这家公司会完成中试，六个月后量产上市。到那时候，你这些培养皿里的东西——不管你筛选了多少轮，不管你的酶比他们的强多少倍——统统作废。市场不会等一个迟到的正确。”
徐明德摘下眼镜，用白大褂的衣角慢慢擦着镜片。他的手指还在抖，但脸上的表情已经从惊愕变成了某种更深的、被压抑了很久的沉默。他擦了很久，久到小林以为他要把镜片擦穿了，他才重新戴上眼镜，走到实验室角落里那张行军床前——床上的被子没叠，枕头被睡得凹下去一个脑袋形状的坑，枕头旁边放着一个相框，照片上是他和一群年轻人站在实验室门口的合影，背景是崭新的仪器设备和一条写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红色横幅。那是五年前的照片，那时候他在体制内最好的平台上带着最大的团队，意气风发，满头黑发。
“十二年了。”徐明德对着那张照片说，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从清华毕业就干这个。最穷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她说我跟酶过日子去吧——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博同情，是告诉你，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不是钱的事，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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