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皱起，铅笔盘起的头发又松了几缕。可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好看。不是那种宴会厅里妆容精致的好看，是凌晨三点还在陪他翻报表的那种好看。
“你困不困？”他问。
“习惯了。”笑媚娟端起自己的咖啡杯，也空了，又放下，“我在投行的时候，连续通宵七十二个小时都熬过。”
“你们投行的人都这么拼？”
“不是拼。”笑媚娟把椅子转过来，正对着落地窗外的夜景，“是被逼的。当时我做并购案，对面是一家华尔街的老牌基金。他们的团队在纽约，跟北京差十二个时区。他们白天做方案，我们晚上接招；他们晚上休息，我们白天反击。来来回回打了一个月，最后我赢了。”她顿了顿，转过头看着他，眼底有一丝极淡的疲惫，但更多的是骄傲，“赢了之后我在办公室睡了整整一天。醒过来的时候，合伙人把一份升职信压在我键盘上。”
毕克定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二十几岁的笑媚娟，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脸上还压着键盘的印子，头发乱糟糟的，嘴角可能还挂着一丝口水。和现在这个妆容精致、气场全开的女总裁判若两人，又和桥墩底下赤脚吃泡面的那个娟娟一模一样。
“你有没有想过，”他忽然说，“如果当年那家公司没有摔你那份报关单，你会不会走到今天？”
笑媚娟愣了一下。然后她笑了，笑声从鼻子里轻轻哼出来，像深夜电台里一首很老的歌的前奏。“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答案是——那个摔我单子的秃顶老板，是我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贵人。他教会我一件事。”
“什么事？”
“人可以被羞辱，但不可以被定义。”笑媚娟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玻璃上映出她的倒影，和窗外零星的灯火叠在一起，像一幅双重曝光的照片。“他说我‘就配一辈子当跟单员’，那是他对我的定义。我可以用一辈子去证明他说得不对——但那还是活在他的定义里。真正走出来，是有一天你发现，你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定义你。”
毕克定也站起来，走到她旁边，并肩看着窗外的城市。黎明前最暗的时刻，天际线只剩下一道极细的灰蓝色光带，把天空和地面的边界模糊地缝合在一起。楼下有一辆洒水车慢慢驶过，车顶的黄灯一闪一闪，水雾在路灯下折射出一小段转瞬即逝的彩虹。
“你今晚叫我来桥墩底下，”毕克定说，“不只是为了吃泡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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