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另一方面，废除“徙陵国策”更是对土地兼并的“变相认可”。此前的徙陵政策虽有弊端，但至少能通过强制迁徙抑制关东豪强的土地扩张；政策废除后，豪强势力再也没有了制度约束，开始疯狂掠夺公私土地——他们不仅兼并小农的私有田产，甚至侵占政府控制的“公田”（如皇家苑囿、无主土地），将其转化为私产。
随着豪强势力的坐大，西汉社会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少数豪民占有万亩良田，生活奢靡，却缴纳极少的赋税；大量中农、小农则因失去土地而破产流亡，或沦为豪强的佃农，承受着“见税什五”（缴纳一半收成作为地租）的沉重剥削。而西汉政府的财政体系，原本是以“编户齐民”（自耕农）为核心——政府通过向自耕农征收田租、人头税获取财政收入，通过征发徭役维持国家运转。当大量自耕农破产流亡，脱离政府的户籍控制后，政府的税源与徭役来源便随之枯竭，以编户为基础的财政体系被彻底动摇。
到元帝统治后期，财政危机的隐患已逐渐显现：尽管政府通过节俭维持了表面的财政平衡，但土地兼并导致的税源流失问题愈发严重，民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元帝的财政政策，看似遵循了儒家“仁政”理念，实则因对豪强势力的纵容，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的财政根基与社会稳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财政策略，不仅未能扭转西汉经济的颓势，反而加速了王朝由盛转衰的进程——到汉成帝时期，土地兼并问题彻底爆发，流民起义此起彼伏，西汉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而这一切的根源，早已在元帝时期的财政政策中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