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刘建军的儿子，刘小飞，今年十二岁，先天性聋哑，在聋哑学校读五年级。”苏晴在电话里说，“学校老师说，刘建军每周五下午会去接儿子，带他去吃肯德基，是父子俩的固定活动。但昨天是周四，他没去接。老师打电话，关机了。”
“他儿子现在在哪儿？”
“在学校宿舍。已经通知了，我们的人在保护他。”
秦风拿起那个相框。照片里的刘建军很年轻，笑得很腼腆，和监控里那个佝偻沉默的男人判若两人。是什么改变了他？儿子的病？生活的压力？还是……齿轮组织的渗透？
“秦队，”苏晴的声音严肃起来，“聋哑学校那边有个老师提到，刘建军最近半年经常在学校图书馆借书，全是关于……社会运动、民权、聋哑人历史的书。他还参加了一个线上手语读书会，主题是‘聋哑人的权利与抗争’。读书会的组织者，是李维民基金会赞助的。”
又绕回李维民。
“读书会的其他成员，名单能拿到吗？”
“正在联系组织方，但对方很警惕，说要保护成员隐私。”
“告诉他们，这是谋杀案和恐怖活动调查，不配合就申请搜查令。”
“明白。”
秦风放下相框，环顾这个简陋的房间。墙上贴满了儿子的奖状和图画，桌角有个小铁盒，上了锁。秦风小心撬开，里面是些零钱，几张旧车票，还有一封信，手写的，字迹工整但稚嫩：
“爸爸，老师说下个月有手语演讲比赛，我想参加。题目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当警察，像电视里那样，抓坏人，保护好人。但老师说聋哑人不能当警察。爸爸，为什么聋哑人不能当警察？是因为我们听不见吗？但我们可以看，可以想，可以比手语。为什么不行？”
信没有日期，但纸张已经泛黄。秦风想象着刘建军读这封信时的心情。一个想当警察的儿子，一个只能当清洁工的父亲。一个“为什么不行”的问题，可能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秦队，”秦雨打来电话，声音疲惫，“刘小飞那边问不出什么。孩子很害怕，一直比划‘爸爸是好人’。他说爸爸最近老是哭，晚上不睡觉，对着手机看视频，看的时候很生气，用手语骂人。孩子问他骂谁，他比划‘骂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
“手机呢？刘建军的手机，能找到吗？”
“技术组在追踪，但手机一直关机，信号消失前最后出现在城南旧货市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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