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火在红泥炉里烧得发白，砂铫里的水开始冒细密的蟹眼泡。女人用竹夹夹起三片老茶投入盖碗，高冲低斟，茶汤入杯时几乎无声。她把第一杯推到林默涵面前，自己端起第二杯，靠着柜台慢慢啜了一口。
“苏曼卿教过我姐泡茶。”女人说，“她说茶泡得好不好，看三点：水要老，手要稳，心要静。我姐三样都占，我只有第二样。”
林默涵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是武夷岩茶，焙火很足，带着一股陈年焦糖的甜。他放下杯子，看了看柜台后面的小隔间，那里有一张窄床，一张木桌，桌上摆着几本翻旧了的账册和一台留声机。
“你在这里开了七年，”他问，“魏正宏的人从来没来查过？”
“查过两次。”女人把炭火拨了拨，“第一次是1951年，那时候我姐还在明星咖啡馆。魏正宏刚升处长，想拿几个小案子立威，派人来查‘可疑商户’。我提前收到风声，把店里的唱片全换成正经台语歌，墙上贴的都是歌仔戏海报。来查的特务是个年轻人，进门就问有没有大陆的唱片。我说没有，都是台湾和日本的。他不信，翻了半天，翻出一张上海的《四季歌》，问我这是什么。”
“你怎么说的？”
“我说，这是我姐从香港带回来的，周璇唱的，但我不卖，留着听。他听了听，觉得周璇唱得好听，就没再追究。”
林默涵端着茶杯，目光落在柜台后面那张窄床上。床上铺着一条暗红色的毛毯，毛毯下面露出半截铁盒的边缘。那里面装着发报机，一台能决定厦门存亡的机器。
“今晚几时可以发报？”
“过了午夜。”女人看了一眼挂钟，“电波监测车每天凌晨两点从汉中街绕一圈，三点撤回去。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空档。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分之间，可以发。”
“你以前发过？”
“发过四次。”女人从柜台下面取出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里面是几团揉皱的纸，“我姐出事之后，我收到过三次来自大陆的呼叫。第一次是问她的情况，我回了。第二次是要求核实一个情报，我发了。第三次是上周，说‘如有紧急情报，老频率，老时间’。我一直在等。”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女人摇头，“我姐从来不跟我说她具体在做什么。她只说，如果有一天一个戴金丝眼镜、说话像教书先生的先生来找你，那就是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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