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的台北，湿冷的冬雨已经连着下了整整七天。
青石板铺就的衡阳路巷弄里积着半尺深的浑水，倒映着头顶昏黄的瓦斯路灯。雨水顺着林默涵藏青色风衣的下摆往下淌，在他脚边汇成一小滩水渍。他左手下意识按在风衣内侧口袋，那里硬邦邦地硌着他的肋骨——是那支派克钢笔，笔帽里藏着最后一份关于台军左营军港舰艇调动的微缩胶卷。
半个时辰前，他在西门町“大新百货”对面的公用电话亭接到“青松”的紧急传呼：张启明叛变了，而且已经到了台北，指认名单上有他。
林默涵没有回大稻埕的颜料行，也没有去明星咖啡馆。他绕了三个圈子，确认甩掉了尾巴，才折进这条通往苏曼卿咖啡馆后门的暗巷。只要进了苏曼卿的地下室，就能启用那台备用的收音机改装的收报机，把这份胶卷发出去，然后按照“青松”安排的路线撤出台北。
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腕上的英纳格手表，时针刚划过晚上九点。巷子两头静悄悄的，只有雨滴砸在油毛毡棚顶上的噼啪声。
他刚迈出第三步，身后不远处的巷口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咳嗽。
那不是普通的咳嗽，是痰卡在喉咙里压抑着的闷响，带着一种长期吸食鸦片才会有的那种空洞和沙哑。
林默涵的后背瞬间绷紧。他没有回头，脚步却极其自然地放慢，鞋跟碾过一块碎裂的青石板，发出“咯吱”一声。
“沈先生，不，或许我该叫你林先生？”
那个声音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谄媚，从巷口幽幽飘来，像一条湿滑的蛇钻进了林默涵的耳朵。
林默涵停下了脚步，缓缓转过身。
巷口昏黄的灯光下，站着三个人。中间那个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灰色哔叽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脸上却带着一种营养不良的菜色，正是叛徒张启明。他左手死死攥着一根点燃的香烟，右手插在西装裤兜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握着家伙。
张启明左边站着个身材矮壮的便衣特务，手里端着一把美制M3***，枪口正对着林默涵的胸口。右边那个穿着黑色雨衣，领子竖得老高，双手插兜，站姿笔挺，像一杆标枪——那是魏正宏手下的得力干将，军情局第三处的行动队长赵立成。
“张启明，”林默涵的声音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嘲弄，“看来魏处长给你的安家费不少，这身行头倒是比你在左营当文书时体面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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