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碰到她的手，两人都会很快缩回去。牛奶在杯子里晃，映出台灯的暖光，和彼此眼中一闪而过的、来不及藏好的什么。
“等胜利了，”有次他忽然说，说完自己都一愣，像是说漏嘴了，“我是说，等任务完成了……”
“我知道。”她打断他，递过去一条干毛巾，“擦擦汗。”
毛巾是温的，用热水浸过又拧干。他接过去，在脸上捂了很久。
那些细碎的、温暖的、不成片段的瞬间，现在想起来，像散落在黑暗里的珠子。她一个一个捡起来，在脑海里串成项链，戴在心上。然后继续撞墙，继续受刑，继续一言不发。
额头又开始疼了。不是伤口疼，是更深处的，颅骨里面的疼，一跳一跳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敲打，想破壳而出。陈明月抬起没被铐住的左手，摸了摸纱布。纱布下，伤口的形状是个弧形，那是她撞墙时，墙角那个铁制床脚在她额头上留下的印记。
第一次撞墙是在前天夜里。特务用皮带抽她，抽她大腿内侧，那是女人最疼的地方。她咬着牙不吭声，血顺着腿往下流，在地上积了一小摊。特务打累了，出去抽烟。她看着那摊血，忽然想，这血要是能流成一条河就好了，从这间牢房流出去，流到街上，流到海里，流到对岸，流到他脚下，告诉他：我还活着，我还撑得住。
可血只是血，黏稠的，暗红色的，很快就被灰尘覆盖，变成一块褐色的污渍。
她开始用头撞墙。不是真的想死——至少当时不是。她只是想弄出点声音，大的声音，响到能穿过墙壁，传到隔壁牢房，传到走廊，传到可能也在某间牢房里受苦的同志耳朵里。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咚，咚，咚。
墙是水泥的，实心的，声音闷闷的，传不了多远。但至少是她能发出的最大的声音。撞到第五下，看守冲进来，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拽开。她的额头破了，血糊住眼睛，看什么都是红的。在那一团红色里，她看见看守的脸，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忽然觉得很好笑。
她笑了出来，带着血沫的笑。
“疯子！”看守骂骂咧咧地把她铐在墙上，铐得更高，让她只能踮着脚尖站着。她站了一夜，腿肿得像象腿，脚尖失去知觉。可她还是笑，笑着笑着，眼泪混着血流进嘴里，咸的，腥的，像海的味道。
高雄靠海。她和“沈墨”去过一次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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