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都在往某个方向引。像打太极，看着轻飘飘的，但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发力。
“花老板，”我把杯子放下，看着她的眼睛，“你请我来，不只是喝茶吧？”
她正在倒茶的手停了一下。
就一下。
然后她又笑了，把茶壶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我。
“买书记是个直性子。”
“我这人不会拐弯。”
“那我也不拐弯了。”她收了笑容，眼神突然变了。不是那种软绵绵的了，是那种——怎么说呢——是那种做买卖的眼神。精明、算计、寸步不让。
“买书记最近在查安置房的事？”
“是。”
“查到什么了？”
“花老板对这些事也感兴趣？”
“不是我感兴趣。”她往前探了探身子，声音压低了几分，“是有人坐不住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谁坐不住了？”
她看着我，不说话。
我等着她开口。这种时候不能催，一催就输了。这是老领导教我的——谈判的时候，谁先开口谁输。你得熬，熬到对方憋不住了，自然就说了。
这是“熬煞”。
我以前不懂这个词，后来我懂了。就是在心里头跟自己较劲，跟自己说“再等一分钟”，一分钟到了又说“再等一分钟”。等到最后，要么你崩了，要么对方崩了。
她比我预想的先开口。
“买书记，我跟你说句实话。”她的声音更低了，低到我得往前探着身子才能听清，“这地方，不是你该来的。”
“为什么？”
“因为来这地方的人，都不是来喝茶的。”
我看着她。
她也看着我。
茶台上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响。她伸手把火关了，包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墙上那口钟的嘀嗒声。
“花老板，”我说，“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从茶台下面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这个，您拿去看看。”
我拿起信封，掂了掂。不重，里面装的应该是纸。
“什么东西？”
“您看了就知道了。”
我把信封揣进口袋。
“买书记，”她又开口了，声音恢复了那种软绵绵的调子，但底下藏着点什么东西，“有些事，查得太深了，对谁都不好。”
我看着她。
“你在威胁我？”
“不是威胁。”她摇头，“是提醒。”
“那我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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