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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房的桩基工程？”解宝华把茶杯放下，语气平稳，像是在回忆，“去年三月份的话……应该是建设局报上来的方案，按程序走的。具体经办人我记不太清了，回头我让人查查档案。”
“档案我已经调过了。”买家峻说。
解宝华的手又停了一瞬。
“调过了？”
“昨天下午，从档案室调出来的。”买家峻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复印件，搁在茶几上——桩基工程审批表的最后一页。上头有签字栏，经办人、审核人、审批人的名字都填得清清楚楚。审批人那一栏，签着三个字：解宝华。
“我就是想跟您核实一下，这个签字是不是您的。”
解宝华拿起那份复印件，对着光看了看。他的手指按在签字栏上，恰好盖住了自己的名字。
“嗯，是我的笔迹。”他把复印件放下，点了点头，“去年安置房项目赶工期，上面又催得紧，我代建设局把关了一下审批流程。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还是平稳的，甚至比刚才多了一丝亲切。但买家峻注意到，他的另一只手——没有拿复印件的那只——搁在沙发扶手上，食指和中指交替敲着皮面，一下，又一下。
“桩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叫解迎宾。解迎宾跟您是什么关系？”
解宝华的手指停了。
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开来。办公室的隔音很好，外面的走廊没有脚步，楼下也没有车声。整个房间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
“他是我侄子。”解宝华终于开口了，声音还是平稳的，但那股亲切感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不是愤怒的冷，是有所防备的冷，像冬天的铁门，你推不动，只能冻着手。“远房侄子，逢年过节走动一下那种。怎么，他出了什么问题？”
“桩基出了问题。”买家峻说，“上个月质检报告出来了，十七栋安置房，六栋的桩基深度达不到设计标准，最短的差了三米。质检站给出的结论是——如果不加固，五到八年内会出现不均匀沉降。”
“这件事应该找建设局。”
“建设局说，当初桩基验收是他们做的，但验收之前，有人给他们打过招呼。”
“谁打的招呼？”
买家峻没有回答。他看着解宝华，解宝华也看着他。两个人隔着一尺宽的茶几，却像隔着一整条怒江。
“你是怀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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