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李承干继续道。
「便是运用这生业之本，所能创造出物资多寡、优劣之能力。」
「譬如，同样一亩田，善耕者能产粟三石，惰耕者或只得一石。」
「同样一份铁料，巧匠能打造锋锐兵刃五把，拙匠或只能制粗钝农具三件。」
「这产出之多寡、效率之高低，便是其生发之力。」
「生发之力————便是效率？」李世民重复了一遍，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父皇圣明，正是此意。」
李承干肯定道，随即引入第三个概念。
「然而，仅有生业之本与生发之力，尚且不够。」
「这田亩归谁所有？是均田制下之自耕农，还是世家之佃户？」
「工匠是自由之匠户，还是依附官府之官奴？」
「所产出的粮食、器物，如何分配？」
「是大部分归于劳动者自身，还是大部分被田主、朝廷以租、调、庸之名征走？」
「这围绕著生业之本的归属，以及产出物分配所形成的规矩、制度、人之身份地位，便是————便是相处之规。」
「生业之本————生发之力·————相处之规————」
李世民将这三个词在口中细细品味，眉头渐渐锁紧。
这三个概念分开来看，似乎并不出奇。
但被李承干如此系统地提出并联系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解释力。
他隐约感觉到，太子似乎触摸到了某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底层逻辑。
「儿臣浅见，」李承干观察著父皇的神色，小心翼翼地继续阐述。
「此三者，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尤以这生发之力，最为关键。一般而言，这生发之力的高低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相处之规的具体样貌。」
他尝试用历史来佐证自己的「思考」。
「儿臣试以史实验之。譬如商周之时，为何行井田制，八家共耕公田？」
「盖因彼时农耕之术粗陋，多为木石之器，效率低下，非聚众合力，不足以抵御天灾、完成耕作。」
「此乃是低效的生发之力，决定了必须集体劳作的相处之规。」
李世民目光一凝，这个解释角度，与他以往所读史书强调的「先王仁政」有所不同，更侧重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而至春秋战国，」李承干越说越顺畅，思路也越发清晰。
「铁制农具与牛耕逐渐推广，一个五口之家，凭借自身之力，便可耕种更多土地，产出更多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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