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乃‘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强过官府粗暴的‘看得见的手’。”
“可是……可是灾民贫苦，如何买得起高价粮？”
李承乾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所以，官府之责，不在于抑价，而在于赈济与调控。”李逸尘道。
“朝廷应拿出钱粮，一方面开设粥棚，直接救济最贫苦、无钱购粮之民，保障其最基本生存。”
“另一方面，或可以工代赈，组织灾民参与扑蝗、修路、水利等工程，发放钱币或粮食作为报酬，使其有能力购买市面粮食。”
“同时，朝廷亦可动用常平仓之粮，选择适当时机，投放市场，此举并非为了压价，而是为了增加供给，平抑过于剧烈的价格波动，示之以朝廷掌控之力，防止奸商过度投机。”
李承乾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李逸尘这番话，完全颠覆了他以往对“仁政”的理解。
允许粮价上涨，利用商贾逐利之心，这与他所受的“重农抑商”、“仁义治国”的教导格格不入。
然而，理智又告诉他，李逸尘所言，直指历代赈灾中最为棘手的核心矛盾，其逻辑冰冷而现实，却似乎……更为有效。
李承乾从沉思中回过神。
“债券既能筹钱开发西州，若能迅速募集一笔钱粮，朝廷赈济便能更为从容。”
“此法可行，可解燃眉之急。”李逸尘肯定道。
“然，仍是治标之举。赈济只能救一时，无法恢复生产。且殿下需知，债券募集亦需时间，而灾情不等人。”
“更关键者在于，即便募集到钱粮，如何发放？依旧绕不开臣方才所言，是选择强行抑价导致市场停滞，还是允许市价浮动辅以官府救济调控之路。”
他总结道：“治蝗、筹粮、赈济、安民，环环相扣。”
“扑杀需得法，食蝗需验证，粮价需疏导，赈济需精准。”
“殿下若有心于此番灾政中有所作为，便需跳出旧有窠臼，统筹考量。非常之时，或需行非常之策，其根本，在于让粮食能流动起来，让灾民能活下去，直至灾后重建，恢复生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