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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梦到天台的门锁了？”
“不是。”苏砚摇了摇头，发梢在月光下轻轻晃动，“梦到我爸了。不是他破产之后的样子——破产之后他整个人垮了，腰也弯了，头发也白了，看人的时候眼神躲躲闪闪的，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但我梦到的不是那个他。我梦到的是小时候的他，穿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把我举过头顶，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我们在一个公园里，好像是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高得只剩一个小黑点。我问他，爸爸，风筝会不会断线？他说不会，爸爸牵着你，线就不会断。”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叙述一部跟自己无关的纪录片旁白。这种平静本身就是一种训练有素的不平静——一个人要花多少年才能学会用这种语气谈论自己失去的东西，陆时衍心里大致有数。他见过很多当事人用同样的语气陈述自己的遭遇，那种平静不是释怀，是把伤口裹了一层又一层保鲜膜，外面看着完好无损，里面其实还在流血。
“后来呢？”他走到她身边，跟她保持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近到伸手就能碰到，远到不会让她觉得被冒犯。
“后来风筝线断了。”苏砚转过头来看着他，“不是风筝的线，是我爸的线。破产之后他整个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了一阵子，然后掉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妈带我去看过他一次，在城郊一个很破的出租屋里。他坐在床边，面前是一碗吃了一半的泡面，汤面上漂着一层凝固的油花。他看见我，笑了一下，说砚砚你来了，爸爸给你削个苹果。然后他到处找苹果，找了很久没找到。我说爸爸不用了，我不饿。他说不行，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爸爸削的苹果，削成小兔子的那种。他找了十分钟，没找到苹果，最后坐在床边哭了。”
陆时衍从来没有听过苏砚用这种语气说话。不是法庭上的凌厉，不是谈判桌前的从容，不是发布会上面对三百家媒体的滴水不漏——她语气里的什么东西碎了，不是玻璃碎掉那种脆响，是冰面裂开那种闷闷的、沉沉的、从深处传来的声音。
“那年你多大？”
“十一岁。小学五年级。”苏砚用手指在天台护栏上画着看不见的图案，“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听说他去了南方，又听说他回来了，又听说他去了更南的地方。我妈从来不提他，我也不提。我们母女俩就这样过了二十年，彼此都假装生命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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