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数据跨境。
三叔和三婶的话,代表了地方发展现实压力与家族关联利益的双重考量。
“三叔,三婶,我明白地方的难处。”
孟寻斟酌着词句,
“数据安全是底线,不能动摇。但我们在制定细则时,会充分考虑不同场景、不同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管理,不会‘一刀切’。
对于符合条件、风险可控的正常商业和科研数据流动,我们会开辟‘绿色通道’,确保不影响合法合规的国际合作。”
他的回答不卑不亢,既坚持了原则,也留下了灵活空间。
谢建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孟寻能感觉到,家族内部对于他推行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这让他意识到,即便在家族内部,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也是一门复杂的艺术。
除了制度层面的博弈,另一条战线——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
孟寻在调研中发现,我国在数据存储、处理、分析的一些基础软件和核心硬件上,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依然很高。
这不仅是成本和效率问题,更是巨大的安全隐忧。
他极力推动设立“数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攻关”专项,希望能集中力量突破分布式数据库、大数据处理引擎、隐私计算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
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不小的阻力。
一些观点认为,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是主流,重复造轮子成本高昂,不如直接引进成熟技术。
这背后,既有路径依赖的思维定式,也可能存在着与国外技术巨头利益捆绑的复杂因素。
在一次部门协调会上,一位来自技术引进部门的专家直言不讳:
“孟主任,我们承认自主可控的重要性。
但是,像甲骨文的数据库、亚马逊的云服务,经历了全球大规模应用的检验,稳定性和性能有保障。
我们从头研发,先不说能不能成功,就算做出来,性能和生态能跟上吗?企业愿意用吗?这会不会导致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拉大?”
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疑虑。
孟寻没有回避,他列举了近期一些国内厂商在特定场景下取得的突破,并强调:
“技术自主不是为了闭关锁国,而是为了拥有选择的权力和谈判的底气。 我们不能把数字大厦建立在别人的地基上。
初期可能会有阵痛,但这是通向数字强国必须迈过的坎。
我们可以采取‘试点替代、并行运行、逐步迁移’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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