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手机，拨通了支队内勤的电话。
“查一个人，陈国良，四十三岁，凌平市人，有故意伤害罪前科，两年前出狱。把他的全部案卷调出来，包括他的社会关系、服刑期间的探视记录、出狱后的活动轨迹，能查多少查多少。”
“明白。”
侯平又翻到通讯录里一个名字，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出去。
“老伙计，我侯平。问你个事，陈国良这个人你认识吗？对，就是那个陈国良，有前科的。你跟他打过交道没有？”
电话那头是熟人，现在在凌平市司法局工作，负责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
“陈国良，有印象，这个人是我们辖区重点帮教对象。两年前从凌平监狱出来，我们给他做过出狱后的第一次谈话。怎么了？”
“死了，我们在城南村拆迁工地挖出了一具白骨，DNA比对确认是陈国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人出狱以后的情况，跟谁接触，住在哪，做什么工作。”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找一下档案，一会儿给你回过去。”
不到十分钟，电话回了过来。
“侯队，我查了。陈国良出狱后没有固定的住处，我们给他登记的是他母亲的地址，在城北的化肥厂家属院。但他母亲三年前就去世了，那个房子一直空着，他有没有住在那，我们也不确定。他出狱后只来我们这报过一次到，后来就失联了。我们联系不上他，还发过一次协查函，但一直没找到人。”
“他没有来报到的记录？”
“只有第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来过。按照我们的规定，刑满释放人员是要定期来报到的，但他不配合，我们也没办法强制。当时我们判断他可能离开凌平去外地打工了，就没有再跟进。”
侯平皱紧眉头，一个出狱后不到半年就失踪的人，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了的人，一个连司法局的帮教人员都找不到的人。
他到底去了哪里？见了谁？做了什么？又是谁杀了他？
答案就埋在城南村的废墟下面。
“好，谢谢，如果有别的线索，第一时间打给我。”
“好的，侯队。”
侯平带着两个人去了陈国良母亲留下的那套房子。
城北化肥厂家属院，一片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旧小区，红砖楼房的外墙皮剥落了大半，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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