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内侍奉上的热茶，吹了吹浮沫，眼皮都没抬：“你们兵部的事，兵部自己拿主意便是。”
匡国维心中一凛，躬身道：“明白了。”
不多时，诸阁臣尽数到岗。
小小的内阁值房里，汇聚了大明帝国的权力核心。
然而，预想中关于西北捷报（或疑似捷报）的深入讨论并未发生。
短暂的沉默后，话题迅速转向了另一个更让他们焦头烂额的问题——
江南奴变。
方才还隐约存在的浙党、楚党之别，此刻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同为士族阶层的紧迫感与同仇敌忾。
“岂有此理！无锡孙氏百年积累，园子被付之一炬，藏书楼毁于一旦，族中子弟死伤十余人！”
“松江徐家更惨，数千亩上好的棉田被乱奴分占，织机尽数被毁，今年苏松的赋税怕是……”
“卫所兵呢？营兵呢？都是吃干饭的？弹压不力，坐视乱民势大！”
“唉，鞭长莫及，地方营兵亦是疲敝，剿抚两难啊……”
……
你一言我一语，值房里充满了痛心疾首的叹息和对地方文武官员无能的斥责。
他们同情着彼此宗族在动乱中损失的田产、宅院、人口。
却浑然未觉，他们赖以镇压动乱的武力根基，正在悄然变化。
如今江南各营兵的中下层武官，早已非纯粹的军户子弟或勋贵荫庇。
大量“机主”——
那些依托“业石”能源开设工坊的新兴富裕阶层，将子弟通过武举或捐纳送入军中。
这些“机主子弟”出身与传统士族不同，利益亦不相通。
他们对工坊里闹事的“机工”镇压起来毫不手软，因为那直接损害其家业。
但对于冲击士族田庄、宅院的“乱奴”，态度却暧昧许多。
甚至乐见这些盘踞地方多年的“地头蛇”倒霉。
于是便出现了“半剿不剿”、“养寇自重”的怪象。
既可向朝廷索要更多粮饷，又能借乱奴之手削弱士族势力。
这层微妙的关系，高坐庙堂的阁老们，尚未能洞察。
同仇敌忾地抱怨了一阵，几位阁老也意识到自己终究不能亲临江南提刀上阵。
最终也只能化作几声无奈的叹息，再次强调要行文严厉督促江南各总督、巡抚、总兵官加紧平乱。
随后，各自端起茶盏，啜饮几口，平复心绪，才将话题转向其他政务。
次辅康幼霖清了清嗓子，提出了一件看似不大，却有些蹊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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