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他伸手扯开了自己军装的内衬,刺啦一声,撕下一块巴掌大的绿布。
那布很旧,边角都磨毛了,但在布的一角,却用红线绣着一行极小的字:“1964·马兰”。
马兰。
那是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升起的地方。
“西北戈壁厂的那箱,用这个包。”周卫国把布扔进木箱,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早晨吃什么,“那里的风沙大,这块布挡得住。”
我看着那块布,又看了看周卫国。
这个铁血教条的军人,此刻眼底竟闪过一丝藏得极深的温柔。
车队引擎的轰鸣声打破了雪原的死寂。
启程前,我独自折回了那个雪坡。
我把昨晚连夜赶出来的《速查表》叠好,塞进了一个密封的铁筒里,用力按进了那株老胡杨桩旁的深坑,盖上浮雪,又踩实了几脚。
刚做完这一切,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悠扬却又带着股子杀伐气的哨音。
我猛地抬头。
雪坡高处,小赵带着那帮112厂的新徒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排成了一列。
他们没穿大衣,只穿着单薄的工作服,迎着风,齐刷刷地吹响了手里的胡杨哨。
那旋律是《东方红》。
但在我的耳朵里,那节奏不对。
每一个停顿,每一个颤音,每一个爆破音的频率,竟然完美暗合了Р-105型变压器待机时的磁场振动频段。
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我汇报:林总,你教的东西,我们刻进骨子里了。
哨音在山谷间回荡,像是要把这漫天的风雪都震碎。
我握紧了口袋里那枚带着坟头土气息的硝土哨,那是小赵送给我的。
冰凉的哨体在掌心渐渐变温。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辆正在等待我的吉普车,又看了看这群正在雪地里发芽的“火种”。
春天要走的路,得靠千万双脚踩出来,而不是靠某一个人捂热的一枚徽章。
我深吸一口冷气,转身大步流星地朝车队走去。
吉普车剧烈地颠簸着,在这条通往三线深山的荒凉公路上艰难爬行。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不自觉地在口袋里摩挲着那枚粗粝的哨子。
哨子内壁那些细密的齿纹,像是在我指尖反复划动,又像是在对我诉说着某种只有我能听懂的暗语。
周卫国在旁边突然冒出一句:“西南九厂那边,除了继电器,还有个‘大家伙’在等着你。那东西,苏联人当年走的时候,是用火药直接炸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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