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肩膀，力道大得差点没把我拍趴下。
送走这帮大佛，车间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嘈杂。
我走回工位，拿起那个铁盒子想把剩下的冻土收起来。
指尖刚触到底部，就摸到了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条。
刚才还没有的。
展开一看，上面只有一行钢笔字，笔锋锐利如同刀戟：“大西南三线老厂急需此法，两周内，我要看到全国推广方案。”
我心里猛地一跳，下意识看向窗外。
吉普车卷起的烟尘还没散去，这周振邦，居然在这儿等着我呢。
教学板前，老罗正抓着虎子的手，耐心地教他怎么用胡杨布包扎冻伤的手指。
阳光透过满是灰尘的玻璃窗洒在他们身上，那布角的霜花纹路泛着微光，像是一颗颗等待播撒的种子。
我摸了摸口袋里那枚1963年的簧片，冰凉，却莫名让人安心。
看来，这春天不是要来了，而是要往更冷、更偏远的山沟沟里去了。
当晚，我铺开信纸，提笔写下《火种计划基层适配指南》的标题。
前面的技术参数写得飞快，毕竟都在脑子里烂熟了。
可写到“材料替代”这一章时，笔尖却硬生生顿住了，一滴墨水在纸上晕开了一个难看的黑点。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胡杨布是西北特产，西伯利亚冻土更是孤品。
如果要把这套技术推广到潮湿闷热的西南三线，或者是多雨的江南厂区，这核心介质该怎么换？
这不是简单的“找块布”就能解决的。
没了胡杨布独特的纤维吸湿性，这套“霜花系统”就是个废铁。
我挠了挠头，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脑子里突然蹦出个疯狂的念头——除非，我能造出一种比胡杨布还要“敏感”的人造材料。
但在1960年代的化工厂里找高分子合成材料？
这难度，不亚于让老罗开口唱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