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辆卡车刚爬上雪坡就“哧溜”滑进沟壑，保险杠撞在石头上，发出闷响。
朱卫东抹了把脸上的雪：“师父，扔点设备吧！车太重！”他的手已经摸到了工具箱的搭扣。
我死死抱着帆布包，里面装着硬盘和林小川拍的胶卷：“不扔。”风卷着雪灌进喉咙，我咳嗽着重复，“不扔。”
老罗突然拽了拽我袖子，他从怀里摸出信号枪，枪管上还沾着体温：“当年红箭分队教过我，三长两短是SOS。”他仰起头，扣动扳机，红色信号弹在夜空炸开，像朵血花。
二十分钟后，雪坡上亮起几点灯光。
那些身影披着白布，滑得比风还快，近了才看清是护林队。
带头的老汉摘下口罩，脸上的刀疤从眼角扯到下颌：“小同志，我们每年九月十七都来这儿烧纸。昨晚收音机里突然响《映山红》，调都跑了，我们就知道……该来接人了。”
他的手伸过来时，我才发现他少了根小指——和老罗日志里写的红箭分队幸存者特征一模一样。
返程车上，暖气“呼呼”吹着，我摸出录音笔，按下开关：“爸，妈，我找到你们的同志了。当年***师傅说‘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我懂了。这趟……我没给你们丢人。”
卡车碾过最后一道雪梁时，补给站的灯光在雪幕里忽明忽暗，像谁在远处打着手电筒。
林小川搓着冻僵的手笑：“师父，咱们是不是该给李师母带块糖？”
我摸着怀里的硬盘，它还热着，像颗跳动的心脏。
而山那边的暴风雪，大概已经等了我们十年——但这次，我们带着答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