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此刻西南厂区该开晨会了。
苏晚晴的搪瓷杯应该已经摆在长条桌上，杯口还留着她惯常的茉莉花茶渍。
我能想象她推了推眼镜，翻开那本磨破边的会议记录：“今天宣布‘轮值技术值班主任’制度。”
“林工不在，重大事项谁定夺？”肯定是二车间的老陈，他总爱把“没主心骨”挂在嘴边。
然后林小川会站起来，腰板挺得跟车间新立的龙门刨床似的——上个月他为了修那台老机器，在车间蹲了三个通宵。
我听见他说：“我们可以先议，再试，再报备。就像林工说的，‘错也有数据，怕的是没人动’。”
火车重新启动时，我摸出兜里的烟盒——是老罗塞的，里面还卷着半支旱烟。
烟盒夹层里有张皱巴巴的电报纸，是他午休时拍的：“配电室联动试演成功，油机启动时间缩短至八分钟。”字迹歪歪扭扭，估计是在邮局柜台垫着膝盖写的。
我能看见他站在绿漆邮筒前，粗糙的指腹抹过电报纸，机油蹭在“成功”两个字上，像朵小油花。
深夜的火车更冷了。
我合上笔记本，哈出的白气在车窗上结成新的霜花。
月光透过缝隙漏进来，照见胸前工牌上的铁屑——是昨天在车间调试新冲床时蹭的，还带着金属的凉。
车轮声里，我想起临走前没敢说的话。
那天站在实训楼前，看小川带着徒弟们拆检轴承，听他们争论“是滚珠磨损还是保持架变形”，忽然就懂了：真正的火种不是某项工艺，是让每个工人都敢说“我来想办法”。
“前方到站，北京西站。”列车员的报站声从广播里钻出来。
我摸黑把笔记本塞进帆布包，工牌贴在胸口，铁屑硌得有点疼。
窗外闪过零星的灯火，有个红底白字的牌子一晃而过——“军工总局”。
乘务员举着信号灯过来，灯光扫过我的脸：“同志，准备下车吧。”我提起帆布包，听见自己心跳混着火车的哐当声，像极了车间里齐鸣的冲床。
下一站，该把西南的土办法，种进更深处的地基里了。
我攥着公文包的手指节有点发紧。
绿皮火车的摇晃还在太阳穴里嗡嗡作响，军工总局的同志已经等在站台出口，直接引着我往长安街西头走。
转过三个带岗哨的铁门，进了间没窗户的会议室，墙上挂着幅大草图，线条像钢水泼出来的，歪歪扭扭却有股子狠劲——那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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