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三百吨，够造两辆坦克。”
全场哗然。
有人低头不语，有人怒目而视。
陈大山当场就要站起来辩解，被周厂长一个眼神按了回去。
我继续道：“提出有效方案者，创新基金分红，优先评职称。若隐瞒问题、消极应对——”我目光缓缓扫过角落，“监督小组每周巡查，违规记录直报厂党委。”
散会后，老钳工王德海拄着拐来找我，怀里抱着本破旧笔记本，边角磨得发白。
“林工，”他声音沙哑，“这模具我修过七回，每次报修都被说‘尚可使用’……现在，我能把这本交出来吗？”
我接过笔记，沉甸甸的，像捧着一段被埋没的岁月。
那天夜里，火种工坊灯火通明。
苏晚晴伏案整理方案，笔尖沙沙作响。
良久，她抬眼问我：“你早就算准他们会狗急跳墙，所以提前布了这一手？”
我卷起左臂袖口，露出那道横贯小臂的烫伤疤痕，在灯光下泛着暗红。
那是前世实验室爆炸留下的印记，也是今生第一次被欺辱时，为抢一口热饭扑向蒸汽阀烧伤的痕迹。
“以前我挨饿受欺，是因为没靠山。”我低声说，却字字如铁，“现在我建规矩，不是为了让人感激，是为了让想使坏的人——先掂量掂量代价。”
窗外，厂区广播正播放新规宣贯录音，铿锵有力。
而配电房深处，一只伸向主电闸的手，在即将合闸的瞬间，悄然缩了回去。
就在密函送达的第五天夜里，周厂长突然召集核心技术人员开会。
我走进会议室时，发现名单初拟三人，桌上摆着一份未拆封的军委印鉴文件。
风，开始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