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八点，党委扩大会召开。
礼堂座无虚席，连外车间都派了代表旁听。
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窗户，在水泥地上拉出一道道长长的影子，像一条条未解的谜题。
空气里弥漫着旧木椅、棉大衣和热茶混合的气息，压抑中带着一丝躁动。
周志远坐在前排，面色阴沉，手不自觉地摸着口袋里的钥匙——那是档案室备份柜的唯一钥匙。
他指尖发烫，掌心却沁出冷汗。
他知道我要动手，但他不知道我已经动完了。
那柜子里的东西，早在昨夜就被小刘原封不动地送进了保密科保险柜，还附了一张手写签收单，落款是“技术科林钧”。
梁副厂长走上主席台，军绿色呢子大衣笔挺，声音低沉却穿透全场：“今天会议议程只有一项：就林钧同志是否具备转正条件，进行公开答辩。”
话音落下，所有目光齐刷刷投向侧门。
我推门进来时，没有穿厂里特意准备的新工装，仍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裤脚也短了一截。
但我走得稳，每一步都踩在心跳的节拍上。
胸前别着一枚旧式八级钳工徽章——老谭临退休前亲手给我戴上的，他说：“手艺人的腰杆，是自己挺起来的。”
我走上台，站定，目光扫过全场。
苏晚晴坐在后排角落，手里攥着笔记本，指甲掐进掌心。
她知道我要说什么，但她不知道我会说得这么狠。
我打开文件夹，第一句话便是：“我不是来求情的，我是来还债的——替我父亲，也替所有被误解的技术工人，还这个时代欠他们的一句公道。”
全场骤然安静。
我没有用激昂的口号，也没有控诉命运不公。
我只是一页页翻出证据，像装配一台精密机床，每一颗螺丝都拧得恰到好处。
第一组：纸张年代鉴定。
显微照片放大投影在幕布上，国产胶版纸与特供档案纸的纤维结构对比清晰可见。
我说：“这不是高科技，只是认真。就像我们做装配，差一丝都不能凑合。”
第二组：印章规格比对。
伪造表彰令上的公章直径比标准小0.3毫米，边缘有轻微锯齿——那是手工描摹留下的破绽。
“这种误差，在冲压模具里就是废品。”我淡淡地说。
第三组：调阅日志矛盾。
他们三次篡改记录的时间集中在深夜两点到四点，而值班员签字笔迹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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