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傍晚的风，卷着沙尘从礼堂广场刮过，像刀子一样抽在脸上。
我刚把那本烫金的《协同设计手册》塞进工具柜，小刘就冲到了门口，脸色发白，手扶着门框喘得厉害。
“林工……出事了。”
他递来一张纸条，指尖微抖。
我接过一看，心猛地一沉——组织科调档通知，周志远亲笔签的字，“重点复核历史背景”，明早九点党委办公室谈话。
我盯着那行钢笔字良久，指腹摩挲着搪瓷杯沿，杯里的茶早就凉透了。
胜利的掌声还在耳边回荡，八十七条建议六成被采纳，马文彬交出了黄铜钥匙，苏晚晴把手册交到我手上……我以为最艰难的日子过去了。
可有些人，从来不怕你干活，怕的是你说话算数。
他们容不得一个“黑五类子弟”站上技术决策的位置。
这一枪，终于还是打来了。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父亲的问题，是我这辈子甩不掉的影子。
可我不懂的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新规刚落地，改革刚起步，他们选在这个节骨眼动手，不是逼人撕破脸吗？
窗外灯光一盏盏熄灭，厂部大楼陷入昏暗。
而我知道，另一场战斗，已经点燃了引信。
周六清晨，我没去车间报到。
天刚蒙蒙亮，我就骑车去了厂部资料室。
门卫老张见是我，叹了口气，没拦。
他知道我最近风头正劲，也明白风越大，背后越冷。
我调出了父亲档案的复印件，铺在桌上。
纸张洁白挺括，墨迹清晰得反常。
我一眼就觉出不对——1948年的任职记录，怎么会用1954年才投产的“东北造纸三厂”特供纸？
那种纸纤维细腻、韧性极强，当时只有省级机关才会配给。
我从工具包里取出随身带的游标卡尺，这是我在废品站捡回来自己修好的老物件，精度还能用。
我量了公章直径：2.8厘米。
标准县局级公章是3.1厘米。
差了0.3毫米，看似微小，却是致命破绽。
更让我心头一震的是，印章边缘有细微锯齿状毛刺，像是钢印机老化磨损后留下的痕迹——这种机器，我们厂去年报废了一台，正是用来翻印内部文件的。
这不是原件影印，而是有人拿旧档案做模板，伪造了一份新文件，再扫描打印出来的！
我坐在昏黄的灯下，手指慢慢攥紧。
有人想用一张纸，把我钉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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