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四十五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一个厚重的档案盒。
打开，里面是山村这些年所有被拐妇女的名单，共三十七人。每个人后面都跟着详细信息：何时被拐，卖给谁，现状如何。
名单是匿名寄来的，但阿霞认得出字迹——是村小学那位大学生村官的字。年轻人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一场迟来的调查。
三十七个名字，其中十九人已去世，八人还在村里，十人下落不明。还在村里的八人，平均年龄五十二岁，平均被拐年限三十一年。
阿霞合上名单，叫来助理：“联系这八个人。如果她们想离开，基金会提供全套救助。条件一样：不返回，不见加害者和孩子。”
“如果她们不愿走呢？”
“那是她们的选择。”阿霞说，“我们只提供选择的机会，不替人选择。”
最终，八个人里，五个愿意走。基金会派去了律师和心理咨询师，经过三个月努力，把五人全部接了出来。
最年长的那个五十八岁，被拐三十八年，生了四个孩子。走的那天，全村人围在村口。她的大儿子跪在地上哭：“妈，别走！我们养你老！”
女人回头看了一眼，说：“我是你妈，也是个人。当妈当了三十八年，今天，我想当回人。”
车子开走时，有村民叹气：“养不熟的白眼狼。”
这话被随行记者录下来，发到了网上。舆论再次炸开，但这次，支持女人的声音占了上风。
最高人民检察院转发了报道，配文：“买卖人口是犯罪，无关时间长短。支持所有受害者追求自由的权利。”
官方的定调，让那些“养恩大于生恩”的论调彻底失去了市场。
阿霞看着报道，想起了很多年前，她站在那个村口，看着阿南和警察离开，自己选择留下。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她：你可以走，而且走了是对的。她的人生会不会不同？
但没有如果。她用自己的方式走了出来，现在，她在帮别人走出来。
这就够了。
生日那天晚上，她独自在办公室。桌上放着山村寄来的礼物——不是那八个人送的，是村小学孩子们画的画。画上是蓝天、白云、小鸟。附信写着：“李阿姨，老师说你是飞出去的小鸟。我们也想飞。”
阿霞看了很久，把画收进了抽屉最底层。
她不会回山村，不会见那些人，不会上演什么“和解”的戏码。有些伤疤，不需要揭开给人看；有些过往，不需要用重逢来证明放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