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压下去。
她来上海，不是来看西洋景的。
三个月前，莫老憨被“黄老虎”的人打伤了。说是黄老虎，其实是青浦一带的水上恶霸，仗着有个在警察局做事的亲戚，霸占了半个淀山湖的渔产。渔民打上来的鱼，他要抽七成的份子钱，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莫老憨是个老实人，但老实人也有忍不住的时候，他跟几个渔民一起去找黄老虎理论，话还没说上三句，棍棒就落下来了。
肋骨断了两根，右腿也伤了筋骨。镇上的郎中来看过，开了几副药，要二十块大洋。二十块大洋，对莫家来说是掏空了家底也凑不出的数目。养母把陪嫁的银镯子卖了，又向左邻右舍借了一圈，也只凑了十二块。
阿贝坐在养父的床前，看着那张被风吹日晒刻满了皱纹的脸，忽然说：“爹，我去上海。”
莫老憨疼得脸色蜡黄，还是瞪了她一眼：“你一个姑娘家，去上海做什么？”
“我有手艺。”阿贝说，“我的绣活，镇上绣庄的老板娘说能卖好价钱。上海是大地方，有钱人多，绣品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她没说的是，她心里还存着另一层念想——当年那块玉佩的来历，也许能在上海找到些线索。
莫老憨拗不过她，养母哭了好几场，最后还是松了口。临行前，养母把家里最后两只下蛋的母鸡卖了，换了三块银元塞在她手里，又在她衣裳的夹层里缝了个暗兜，嘱咐她把钱贴身收好。
“在外面处处要小心，遇到事别逞强，吃亏是福。”养母红着眼眶说。
阿贝点点头，把那幅绣了一整个冬天的《水乡晨雾》仔细地用油纸包好，连同玉佩一起放进包袱里。
现在，她站在这座陌生的大城市里，攥着仅剩的一块半银元，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路。
先得找个落脚的地方。
码头边有不少拉客的客栈伙计，举着写了“安寓客商”的木牌，见人就吆喝。阿贝挑了一个面相老实的，问了价钱，最便宜的通铺也要两角钱一晚。她咬咬牙，跟着伙计穿过两条街，找到那家开在弄堂里的小客栈。
房间是板壁隔出来的鸽子笼，一张床一张桌，被褥散发着一股说不清的霉味。阿贝把包袱放在床头，推开那扇小小的木窗，外面是密密麻麻晾晒的衣裳和蛛网似的电线，楼下传来炒菜的滋啦声和女人骂孩子的声音。
这就是上海了。
第二天一早，阿贝就开始找活计。
她原以为凭自己的绣工，找一家绣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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