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死了七个人。”警察的声音缓和了些，“你母亲三个月前在瑞丽的桥洞冻死了，死前还在给人擦皮鞋。”
阿春的耳朵嗡的一声。她想起母亲临走时说的“挣大钱”，想起那个总在夜里咳嗽的女人，想起她把最后半块玉米饼塞给自己时，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
“弟弟呢？”她抓住栏杆，指节泛白，“我弟弟叫阿明，该上初中了。”
警察沉默了片刻，转身从文件袋里抽出张纸。“瓦窑镇小学的记录，阿明在去年冬天辍学，跟着人去了缅甸挖矿，没再回来。”
铁栏杆的凉意顺着指尖爬上来，冻得阿春浑身发抖。她突然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拘留室里撞出回声，像块石头砸进冰窟窿。原来这世上，早就没人等她回去了。
三天后，小张来接她出去。“可以走了，”女警的军绿色胶鞋在地上蹭了蹭，“局里给你找了个住处，在救助站。”
阿春跟着她穿过派出所的院子，看见墙角的月季开得正艳，花瓣上沾着露水，红得像母亲的平安绳。有只瘸腿的猫从车底钻出来，一瘸一拐地跑向阳光里，尾巴高高翘着，像面骄傲的小旗子。
“***的女儿找到了。”小张突然说，发动摩托车时震得阿春手心发麻，“在仰光的难民营，下个月就能回国。”
澜沧江的水汽漫过桥面，阿春望着江面上穿梭的竹筏，突然想起老李撑篙的背影。她悄悄摸出平安绳，系在了摩托车的后视镜上，红绸布在风里飘着，像只展翅的蝴蝶。
救助站的铁皮房在山坳里，远远望去像排倒扣的棺材。阿春推开铁门时，二十多个女人齐刷刷地转过头，她们的眼睛像被挖空的煤窑，黑洞洞的望不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