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半只烧熔的鞋拼在一起，虽然断口处无法吻合，却形成了个完整的轮廓。
这时洞口传来苍老的咳嗽声，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站在那里，帽檐压得很低。“七十多年了，总算凑齐了。”他抬起头，脸上布满皱纹，左眼是个空洞的疤痕。
“刘管事？”林秀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老人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是本账册：“当年我贪了厂里的料，被阿珍发现。她要告诉厂长，我一时糊涂……”
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初七，他把阿珍锁在地窖，想等风头过去再放她走。没想到当晚有人放火，等他撬开地窖时，只找到这半只鞋。
“放火的是谁？”我追问。
“是镇上的联保主任。”老人的声音带着哭腔，“他拿了日本人的好处，要销毁厂里为新四军做军鞋的证据。那批鞋的鞋底都做了暗记。”
他指着鞋跟处的红漆标记：“阿珍发现了这个，才被灭口的。”
老人说，这些年他总在月圆之夜来厂区，把那双修复好的白鞋挂在房梁上，希望能平息阿珍的怨气。可每次挂上去，鞋都会自己飘起来，像在寻找什么。
“她在找真相。”林秀把两截断鞋合在一起，泪水滴在鞋面上，“奶奶说，姨婆总说要让好人不蒙冤，坏人受惩罚。”
我们把账册和证据交给了当地文物局。专家鉴定后确认，利民鞋厂确实在抗战期间为地下党提供过军鞋，刘管事的账册和阿珍的遗物成了重要史料。
三天后的月圆夜，我和林秀又去了白鞋坊。主楼大厅里空荡荡的，房梁上空无一物。月光透过破窗洒在地上，像铺了层银霜。
“她走了。”林秀轻声说。
离开时，我回头望了一眼，仿佛看见厂房的阴影里，有个穿旗袍的姑娘微笑着转身，脚上的白鞋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后来王老汉告诉我，镇上再也没人见过漂浮的白鞋。只是偶尔在雨夜，有人会听见鞋厂方向传来缝纫机的声响，哒哒哒，像在赶制一双永远做不完的鞋。
我把这个故事写成特稿，发表在报纸的民俗版。编辑说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人说想起了自家老人讲过的类似故事，有人问那双鞋最后去了哪里。
我没有答案。或许有些执念，会化作某种形式留在世间，直到真相大白的那天。就像倘塘镇的雨，虽然带着铁锈味，却总能洗去些什么，留下些什么。
特稿发表后，倘塘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