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的钢笔上，钢笔反射出一道光，像根断了的针。
下山的时候，陈瞎子把那支断针注射器埋在了药房的灰烬里，上面插了支白色的雏菊。“姑妈说，佐藤最喜欢雏菊，她弟弟每年都会给她送。”他重新戴上墨镜，拐杖敲地的声音轻快了许多，“以后后山不会再有人哭了。”
过忘川河的时候，摆渡的老头递给我个东西，是件洗干净的白大褂，上面绣着“佐藤”的名字，领口的血迹变成了朵小小的雏菊。“今早看见个穿白大褂的姑娘坐船过河，说把这个还给你。”老头咧嘴一笑，竹篙上的符号突然亮了一下，“她说谢谢有人记得她弟弟的名字。”
回到宣威，我又去了医院的旧物处理站。那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还在，看见我手里的白大褂，突然叹了口气：“我妈当年说，有个日本护士总偷偷给她塞止痛药，后来火太大，没跑出来……她的钢笔上，刻着个‘和平’的‘和’字。”
我摸了摸白大褂口袋里的钢笔，果然在笔帽上摸到个模糊的“和”字。车窗外，虎头山的影子越来越小，后山的方向飘着朵白云，像件展开的白大褂，在蓝天上慢慢移动。
后来我听说，虎头山后山修了条路，有人在那里建了座小型纪念馆，里面陈列着些找到的病历和医疗设备，墙上挂着张照片——佐藤和她弟弟站在樱花树下，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有人用日文写了句话，翻译过来是：“医者仁心，无关国籍。”下面画着支断了的注射器，旁边插着朵雏菊。
我知道，那是佐藤留下的。在某个有雾的清晨，她或许还会穿着干净的白大褂，在纪念馆里走走，看看那些不再哭泣的灵魂，听听忘川河上的船歌，像所有善良的护士一样，守护着她的病人，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