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第四季度开始凭票购买，他们每月都要召开特别会议，以平衡出口与内销的数量。
下午。
食堂的搪瓷盘还沾着油星子，赵厂长就领着许成军往办公楼的小会议室走。
周杰人编辑部有事，倒是早走一步。
楼道里飘着刚泡开的茉莉花茶香，墙上贴着“工业学大庆”的宣传画，画里工人师傅握着扳手的模样，和车间里老周的身影渐渐重合。
“许同志，咱厂里的老工人、技术骨干和工会代表都在里头等着了。”
赵厂长推开会议室门，热气混着茶香扑面而来。
长条木桌旁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穿劳动布褂子的老工人，有戴眼镜的技术科干部，还有个扎着双马尾的姑娘。
许成军刚坐下，工会的李主席就端来杯热茶，搪瓷杯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许同志，咱工人师傅平时没机会跟大作家聊天，今天可得多跟您说说心里话。
您写的《谷仓》里，许老栓守着粮仓刻正字，咱车间老周守着梭床三十年，这股劲啊，是一样的！”
“可不嘛！李主席说的对！”
座谈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许成军的笔记本记满了两页，还收了老周手绘的梭床结构图、小吴写的车间日记片段。
座谈会散场后，赵厂长留许成军在办公室多坐了会儿。
俩人上午聊了不少国企改革的问题，许成军的很多观点被他悄悄记下。
赵厂长大名赵季人，分管生产的副厂长，今年45，正是敢打敢拼的时候。
赵厂长从抽屉里翻出份泛黄的生产报表，才缓缓开口：“成军同志，不瞒你说，咱国营厂现在像头老黄牛。
想跑，却被缰绳拴着。就说原材料吧，去年以前，钢材、棉布都得等市里统一调拨，有时候等料等半个月，车间里的机子都快锈了，可咱一点办法没有。”
许成军接过报表，看见旁边用铅笔标注的“待料停工3次”，心里有了数。
他想起前世了解的国营厂困境，试探着问：“赵厂长，我听说有些厂开始试着自己找原材料渠道，比如跟郊区的棉纺厂合作，您这边没考虑过吗？”
赵厂长眼睛猛地亮了，往椅背上一靠，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你还真说到我心坎里了！上个月我去无锡开会，见着有家棉纺厂的厂长，人家说现在能自主对接下游厂家，只要签了合同，棉布能直接送上门，比等调拨快多了。
我回来就跟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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